|
|
|
 |
宋代史学与长编法 |
 |
时间：2009-7-24 13:46:31 来源：不详
|
|
|
就使失实乱真、杂说纷纭的私家资料，在“真”“实”的标准下，融汇于《要录》一书，提高了使用的准确性和质量，也从而使长编体的《要录》体例严谨，内容丰满，堪称详尽的高标准的信史。清人李慈铭叹云：
大抵每事博稽众采，详覆日月，平心折衷，于高宗一朝之事，绳贯珠联，较之《三朝北盟会编》，尤觉条理精密矣！［22］
此诚为过誉。这里说的“条理精密”之“条理”，正是长编法。李心传正是遵循了长编法的实录原则，对收集到的近五百种资料，“可削者辨之，可信者存之，可疑者阙之”，从而“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使众说汇于一途。这种谨严的“可信”“可削”“可疑”的处理方法，更发展了长编体处理材料的原则，连挑剔的清代乾隆四库馆臣也按捺不住钦佩之情，予以赞扬：
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按，野史之说不确）中，最足以资考证。……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23］
余论
总之，司马光创制了长编法，而李焘继承了司马光的治史精神，把作为治史程序的长编法发展为长编体，开创了一种新的体制，完成了北宋九朝史的撰著，有首创之功。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远承司马，近学李焘之《长编》，而都对长编体有所发明和会心。尤其心传《要录》的成功，更使长编体得以发扬光大。三部巨著构成了宋代史学的顶梁柱，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史学，也使编年体得以辉煌眩目，几乎取代了纪传体正史的地位，对我国历史学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我们这里只是表述了一种现象，至于长编法大受宋代史家青睐以及长编体得以确立多种因素，笔者已有另文探讨，兹不赘述。
［1］ 《四川通志》卷１２２，《李焘神道碑》。
［2］ 《文献通考·经籍考》卷２０。
［3］ 《宋史》卷３８８《李焘传》。
［4］［8］ 《文献通考·经籍考》卷２０。
［5］ 陈傅良：《止斋文集》卷４０《建隆编序》。
［6］［9］ 《文献通考·经籍考》卷２４。
［7］ 裴汝诚：《＜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４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５版）。
［10］ 孙原湘：《天真阁集》卷４３《李氏＜续通鉴长编＞跋＝。
［11］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４５。
［12］ 楼钥：《攻媿集》卷１０８《徐梦莘墓志铭》。
［13］ 《宋史》卷４３８《列传》第１９７。
［14］［15］［16］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序》。
［17］ 许涵度：《校刊三朝北盟会编序》。
［18］ 司马光：《与范梦得书》。
［1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６５绍兴二十三年冬十月丁丑注。
［2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７建炎四年九月辛亥注。
［2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４６绍兴十二年九月乙巳注。
［22］ 李慈铭：《荀学斋日记》。
［23］ 《四库总目》卷４７。上一页 [1] [2] [3] [4] [5]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