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会员中心 在线投稿
| 网站首页 | 中国历史 | 世界历史 | 历史名人 | 教案试题 | 历史故事 | 考古发现 | 历史图片 | 收藏 | 社会
相关文章    
您现在的位置: 历史千年 >> 教案试题 >> 历史论文 >> 正文
美国史学界关于对日使用
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
对后文革时期中国近代史
“内外”之际与“秩序”
从台谏制度的运作看宋代
内外”之际与“秩序”格
“告别革命论”史学批判
唯革命论”史学批判
布罗代尔史学思想新论
遗华日侨问题的历史学思
最新热门    
 
宋代史学与长编法

时间:2009-7-24 13:46:31  来源:不详
合所研究的历史阶段的资料特点和实际,而“稍变其例”的作法,也反映了他治史不囿于前人旧体的精神。
正由于此,《会编》内容虽与《长编》、《要录》有重叠,而此书终于卓然而立,与后二者并为三家编年体、长编法巨著。清许涵度云:
若李焘《通鉴长编》,李心传《系年要录》,皆私家著述之善者,然《长编》阙徽、钦二朝,《要录》亦仅记高宗事,均不足为今日考镜之资。惟临江徐商老(梦莘)殚见洽闻,取材一百九十六种(此据书首目录,实不止此数,笔者按)。以成是编,录叙时事,不加论断,而宋金交涉已郎若列眉。题曰“北盟”,盖注意于和拒得失而为专门外交史权舆也。……欲求绝学于专史,妙运用于一心,必将家置一编,奉商老为不祧少祖。[17]
其实,即使《长编》仍存徽、钦二朝之事,亦仍无损于《会编》的地位。今存的《要录》和《会编》高宗朝就是重叠的,却各有价值,无法偏重。这就说明,只要“存乎一心”,即使皆用长编法,亦可各有风格,各有创造。一部历史著作的价值,如果建立在巧合的基础上,并非是史家的大幸,而徐梦莘亦著当代史,亦用长编法,却能与当代两位大史家比肩,与其他两家之巨著鼎足,除了他作为史家的才学识之外,也是长编法适宜发挥作者创造性使然。
如果说,《续资治通鉴长编》和《三朝北盟会编》是《资治通鉴》直接影响下的产物,是长编法运用于史书编纂的成功尝试。那么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是将长编体推至极妙、是成就编年史长编体的典范之作。
李心传对他的乡里前辈李焘非常钦慕,尤其于李焘治当代史的精神颇为会心。他有意识地对南宋建国后的一段历史作深入的研究,并且逐代以长编体著之。尽管除了高宗朝《要录》之外,其他各朝(孝宗、光宗、宁宗)“要录”稿本不传,但仅从现存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看,就是可以发现他对长编体运用之娴熟。
首先,李心传在写作《要录》之前,广泛地收集了相关的资料。据笔者研究,二百卷的《要录》引书达四百九十余种。其中有三十五种官方史书,五十二种题名记,一百七十种私史、杂史、笔记,一百五十余种行状、碑铭、传记,十五种地志,七十余种文集及单篇诗文,从某种意义上讲,足以构成总的资料库,为研究南宋初期历史,提供了最详备最重要的资料。
对于如此浩富的资料,李心传继承了从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来的编年史长编体的传统,即首先倚重官方史书的取材标准。《要录》一书的正文部分,即使是没有注明出处者,绝大部分也都是取材于官修的《高宗日历》、《高宗实录》。据统计,注文言明引自《日历》的,就达一千余次,言明引自《实录》、《会要》的,皆达百余次。他首先以这几部重要的官书参互考订,凡系日月而他书不载者,则皆以国史为断。遇有以上官书不载或误谬者,则尽可能搜求原始档案《时政记》等,予以补充、考辨。官方资料皆不载者,则以搜集到的各家杂史、行状、碑铭、文集等予以充实和考证,从而避免了机械搬抄官书而带来的撰史误区。倚重官书,是编撰大部头史著的客观要求:可以以官书为骨架,把其他材料和相关记载汇于其下。若仅凭私史、野史、笔记,则很难完就一部高质量的二百卷之富的高宗朝历史。在以官书为主干的前提下,展开补充考辨,对比选择,这只有把官书作为参照系时方为可能。相对于官书而言,私史、野史等私家著作,更容易受到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环境影响,没有稳定的取材标准,更不必说完备的修史机构、制度、资料不全等等。但李心传并没有抛弃私人著作。他深入研究了官方史书,知道官书往往因为皇权干预、权臣肆意、搬弄是非,以政见私意曲笔等多种因素,造成实录不实,正史不“正”,甚至“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所以,他写作《要录》时,并不对官书盲从轻信,并不把“倚重官书”作为机械的一成不变的框框,来束缚自己,而是详加考索,明其弊、去其讹、补其阙、断其疑、取其长,慎而后择。不仅拿不同的官修史书比较互证,而且以数量繁多的基本档案、野史、杂记、文集、小说等互为考辨,不主一体,从而避免了因侧重官书而带来的片面性,补正了官书的缺陷,使《要录》兼具官私两类史书的优点。
司马光在谈到取材作长编时,说道“其《正史》《实录》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18]李心传严格按照这个精神去“高鉴审择”。在“参之以事而无疑,考之以时而可据”[19]之后,方去决定取舍。他对私家之书也进行了深入研究,采取了各种补弊纠偏的措施,而且在杂说纷纭、私意乱真的私史、家乘志传面前,更保持了一个史家的冷静和严肃态度,抉其偏私、斥其讹谬、平核曲直、慎酌去取,从不轻率。对于传闻,他认为虽然“传闻未必实”,但不可轻以否定,[20]而是推究考索,甚至写入正文后,仍于注文中加以说明,存疑待考,说:“或可削去”,表明自己亦不太相信,姑且存之。[21]对于碑、志、行状的夸言诬辞,则考其来由,还于实际。这样,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Copyright 2006-2009 © www.lsqn.cn All rights reserved
历史千年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