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有较强的政治性。探讨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为统治阶级提供历史借鉴，以制订和修正政治措施。褒扬善人善事，贬斥恶人恶事，极力宣扬伦理道德，加强人们道德修养，教化人民。正如唐太宗李世民给编纂史书所规定的政治原则那样“极为治之本，尽君臣之义”。使史学著作与政治紧密结合，得到统治阶级的普遍重视，促成了我国丰富的史著，也使史著在封建社会的全部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图举例探讨一下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政治性原则，以期为现代史著编撰提供有益的借鉴。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政治性原则主要表现在下面二个方面。
1 “明罗治体”，就是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探讨为政优劣， 以资治道和推测未来，给统治者提供全套的政治方针、策略、经验教训和行为规范。
我国最早的史书就是从服务于赞治的文字中编纂出来的，诚如柳诒徵先生在《国史要义·史源》中所说：“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即史书的最早编纂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春秋》编纂的目的就是“惩恶而劝善”，要明君臣之分，以维护周天子的统治。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为了“述往事，思来者”，以“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1〕为原则，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 他在《史记》中探求天人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视人事的作用，对鬼神提出大胆的怀疑，为后来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和教训。他在《楚元王世家》中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而乱臣贵。”这里祯祥即政治清明，是“君子用而小人退”的结果，妖孽就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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