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则一语破的，道出了编辑的原则。直接以资治通鉴为名，宋神宗读后甚为赞赏，御赐书名，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一点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得很清楚：“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以戒者。”点明了编书的原则是为统治者治国施政提供借鉴。并通过编史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要“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胡三省更是把《资治通鉴》说成是统治阶级必不可少的东西，他非常肯定地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致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10〕这足以说明《通鉴》编纂的政治原则是治身治世，有利于政治教化。司马光完全抛开了天人感应说，主要从统治集团本身去探索治乱兴衰的原因。他说：“未通人理于万一，而遽从事于天，是犹未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几矣。”故而，他认为统治者“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11〕，“天下兴衰，系于用人”，这个结论至今仍对政治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元朝编纂宋、辽、金三史，也是以给政治提供借鉴为原则的。《进金史表》说：“汉高帝入关，任萧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征以作《隋书》，盖历数归真主之朝，而简编载前代之事，国可灭史不可灭，善吾师恶亦吾师。”《进宋史表》说：“鉴于有夏，鉴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朱元璋建立明朝，下诏编纂元史，其原则在《进元史表》中说：“因已往之废行，用作将来之法戒。”明清之际，历史著作的编纂与现实政治也紧密相联，引古筹今，鉴往训今，从历史中寻求解救社会危机的良方。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为史为？”〔12〕这就提出了编史的原则是经世致用，为现实政治服务。
由上可知，传统史著编纂以探讨政治兴衰，为现实提供借鉴为原则，或以古为镜，帮助统治者修明政治，发展经济，俯顺民心；或考究国家政体的历史沿革，揭露封建专制政治的黑暗和专制君主的腐朽；或寻求历史根据、阐发自己政治主张，革除弊政；或探求历史发展的方向，实行社会变革等，充分发挥史学著作的社会作用，使史著对推动社会政治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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