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李渊在命萧踽等修六代史诏中明确提出了编纂的政治原则，“考证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7〕。唐初所编六史都是遵循“贻鉴将来”的原则的， 突出反映了事在人为的思想。魏征主持修史，更明确提出了取“鉴于亡国”的原则，即从前代“危”、“乱”、“亡”的教训中，求得自身政权的“安”、“治”、“存”〔8〕。杜佑生活在唐代安史之乱前后， 亲身经历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变化，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编纂，总结经验教训，以寻求治国安民之术，从而挽救唐王朝政治经济的危机。于是，他在《通典》序中提出了编纂的政治原则，“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他在《献通典表》中说：“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于是，他据“往昔是非，可为来今之龟镜”的原则，编纂了《通典》。他认为唐中叶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盖是人事，岂唯天时”。抛开天的作用，从人的因素中寻找国家兴亡的原因，得人才则兴。他说：“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颍”，这些都是成“王业”、“兴霸国”、“富国强兵”的“贤者”。社会安定在于“薄赋轻徭”，律己节俭。他说：“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不节而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天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己，自然乐其输矣。”显然，这就是通过编纂史书为统治者提供轻徭薄赋，开源节流，社会才能安定的借鉴。故清乾隆帝称誉《通典》为“经国之楷模”〔9〕。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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