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于五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弟夫妇人伦大坏的史实，遂撰《新五代史》来体现礼教伦理纲常，立志效法《春秋》“一本于道德”，试图通过五代史的编纂，重建“人伦之本”、“臣子大节”。《新五代史》不惜用大量的篇幅，一方面猛烈抨击五代时曾任各朝宰相的冯道等人，不顾名节，寡廉鲜耻之徒，严厉谴责以子弑父的朱友珪和临阵射杀其母的李彦珣等人为不忠不孝之徒；另一方面用大量的篇幅褒扬所谓“挚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的死节之士，吹捧那些“能以孝悌自修于一乡，而风行于天下”的恩义之徒。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完全以儒家伦理道德评价事件和人物。他说：“夫礼，辩贵贱，序亲属，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17〕他编纂《通鉴》凡君相之举措，有足以厚风俗、成教化者，必然深嘉之；其坏礼制、背经术者，则深惜之。例如，后周显德六年，司马光作论曰：“或问臣五代帝王唐庄宗、周世宗，皆称英武。二主孰贤？臣应之曰：天子所以统治万国，讨其不服，抚其微弱，行其号令，一其法度，敦明信义，以兼爱兆民者也。”唐庄宗灭梁之后，湖南马殷遣子希范入贡，庄宗说马氏之业终为高郁所夺，郁是马氏之良佐，希范、希声闻庄宗言，乃骄其父命而杀之。“此乃市道商贾之所为，岂帝王之体哉？”这是由于庄宗只知打仗用兵之术，而不知治国之方。而周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王环以不降受赏（显德二年），刘仁赡以坚守蒙褒（四年），严续以尽忠获存（五年），蜀兵以反覆就诛（三年），冯道以失节被弃（二年），张美以私恩见疏（二年）。江南未复，则亲犯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其宏观大度，岂得与庄宗同日而语哉。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世宗近之矣。”这些都有益于政治教化和社会风俗。
元明清各朝的历史学家纷纷鼓吹编纂史书“以表彰道学为宗”，直言不讳的宣称要“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持，彝伦敕是以匡扶”〔18〕。宋以后的官修四史大都以表彰道学为原则，“余事皆不堪措意”〔19〕。《道学传》、《忠义传》、《奸臣传》、《逆臣传》连篇累牍，正史、别史尽是鼓吹六经，羽冀名教之作，历史著作完全成了伦理道德的说教。
综上所述，我们从“明罗治体”和“扶明义教”二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政治原则，从“治体”来讲，传统史著提供了治国方略，为政治提供的是智力支持；从“义教”来讲，传统史著为人们提供了道德规范，推出了许多悲壮高洁的民族英雄和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忠君爱国之士，为政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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