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兴夜寐，嘉舆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尽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 

    这条诏书就把德孝和仁义作为国兴之本。据《汉书·苏武传》载，苏武在匈奴十九年，“掘野鼠去草实而食。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仍不忘汉室，不忘祖国，具有坚贞的爱国精神，当李陵劝他投降匈奴时，他说：“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若，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愿勿复再言。”体现出忠君为国的君臣大义。东晋袁宏认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历史著作就是阐扬“名教之本”，以“弘敷王道”〔14〕。《后汉书》也是阐扬礼教伦理，序定专制人伦之作。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 卷61说：“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唯尊独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范晔极力表彰党人不畏强暴，蹈仁赴义的精神，盛赞杨震“抗直方以临权枉，先公道而后身名”〔15〕，批评胡广越是糊涂，官升越快，“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16〕。这就为人们提出了行为规范，以备借鉴。 

    唐太宗御撰的《晋书》也大力宣扬儒教伦理道德。晋书编纂者以“敦励风俗”为旨趣，一味用历史阐释君臣纲纪，特别推崇“孝道”，全书把孝道与忠君融为一体，鼓吹“君王居在三之极，忠孝为百行之先”，宣称为人之道必须“全其孝”、“竭其忠”，反映在史书内容上，编纂者不厌其烦地罗列所谓的“孝悌名流”，编为《孝友传》，搜集所谓的“贞烈守节”，编为《烈女传》，又特辟了孝父忠君的《忠义传》。全书之中伦理道德的说教色彩尤为浓烈。杜佑《通典》在兴教化而致治方面也特别突出，书中最详，能直接体现“教化”精神的礼，篇幅几为全书的三分之一，对食货、选举、职官、乐、兵、刑等论也无不围绕着这一目的展开。 

    宋代编纂的史学著作实质上成了地地道道的“道德经”，成了释名分纲常的“理学传”。欧阳修编纂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就是以史解经，用史实弘扬三纲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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