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到《隋志》，这一著录方法完全定型。先列经史子集四部，后附道佛经书，成为这一时期书目编制的主要方法。魏晋官修书目开创的仅记书名卷数，“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的简明四部分类法，不再以探本求源、考辨学术为目的，而致力于对图书本身的登记与著录，以揭示与检索图书为首要任务，虽然学术品味有所降低，但书目的基本职能，工具作用却大大加强，这无疑是对传统书目功能的一次冲击，并开创了书目史上与学术性书目并行发展的账簿性书目编制的潮流。
官修书目对书目编制从分类到著录形式的开新，虽然“秘阁以为永制”，但私撰书目却并不响应。一方面传统《七略》的分类方法影响犹在，另一方面“官修”的影响力在这一特定时期不免力所难及。成书于刘宋年间的私撰书目王俭的《七志》和梁代私撰书目阮孝绪的《七录》，从内容到形式都紧步西汉《七略》，掀起一股与官修四部书目相抗衡的复古高潮。分类上，他们将《七略》之“七”模式化、神圣化，有意忽略《七略》实乃六分图书的事实，极力宣扬“七”的形式。《七录序》谈《七志》分类：“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从而构成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艺术、图谱七大类别。阮孝绪的《七录》，实际上也只是五大类，即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术技，为了达到“七”的目标，强将当时作为附录的佛经与道经图书算作二类，从而凑成七大类别。在图书著录上，他们一反官修书目简单账薄性著录方法，对与图书相关的内容进行适当阐发。《七志》评述各类图书的内容及分类意义，“作九篇（外加附录佛、道经书）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又受当时品评人物之风的影响，“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七录》同样“总括群书四万余卷，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注：阮孝绪：《七录叙》。），对记录图书形式和内容的重要情况进行揭示，并且成就更在《七志》之上。
在中国古代，“官方”总是代表着权威，其行为当然就是人们遵循的准则。王俭、阮孝绪的私撰书目，却置官修书目的编制方法于不顾，一味追求复古，以个人之力，在收书数量、著录方式、分类组合上别具一格，取得了完全压倒官修书目的学术成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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