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官修书目的开新与主导地位的失落 

    官修书目以“官修”的优越性，在各种类型的书目中理应处于主导开新的领导地位，然而在这一秩序紊乱的特定历史时期，官修书目虽然照例开创书目编制潮流，却失却了原有的主导地位，影响力反在私撰书目之下，形成了书目史上官修书目发展的第一次低谷。 

    就文化环境而言，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由紊乱走向秩序、由探索走向成熟的建设性时期。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传统思想与学术都有了新的发展，现实图书情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西汉开创的书目编纂方法，不但六类的划分与现实图书难以吻合，其序、提要的纂写，在这一特定的动荡时期，既无物力的保障，更无时间的许可。面对这些具体的现实情况，官修书目率先摆脱传统，尝试新的书目编制方法。考虑到史部图书的激剧增长、诸子之书的逐渐散亡、佛道经书的大量出现，一方面对图书的分类进行重新调整，以适应现实图书情况的四分法加附录的形式代替原有的图书六分法，一方面又对图书的评介进行简化，突出其工具性、账簿性功能。这一尝试始于魏《中经》，因其顺应潮流，为各朝官修书目相沿不改。这一时期可考的17部官修书目，除专科书目外，全部都是四部分类书目。《隋志》记载当时改革的情形：“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记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佛、道经书则以附录形式收录于四部图书之后。《晋中经簿》首附佛经，梁阮孝绪《七录叙》后《古今书最》记载：“《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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