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80卷。 随着图书数量的不断增长，又令秘书郎王俭编制《元徽元年四部书目》，著录图书15074 卷。享国仅23年的南齐政府，也令王亮、谢胐编制出《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著录图书18010卷。萧梁时期，是南朝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的顶峰时期。“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在此基础上，编制出《文德殿四部目录及数术书目录》、《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发展到梁元帝，萧梁藏书多达十几万卷。然而江陵失陷，元帝将所藏图书全部付之一炬。陈朝虽也屡编书目，可考者有四部，但终因国力日衰，在藏书规模上再也没有赶上前朝。
令人瞩目的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北部地区，“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战乱更甚于南方，然而无论哪个少数民族的首领短暂登基，其上层人物都纷纷仿效南朝秘书监制度，置官定员对经籍图书进行搜求整理。如后赵首领羯人石虎，派国子博士到洛阳抄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注：《晋书·石季龙载记》，中华书局1965年版。）。前秦首领氐族人苻坚不仅在宫中置博士传授儒家经典，还派人编抄书籍，以充书库。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拓跋氏，更是积极推行汉化，先后三次进行图书搜集，并编制出《魏阙书目录》，以此为依据到南朝借书，卢昶的《甲乙新簿》就是当时图书整理的成果。北魏分裂以后，后齐统治者“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后周时期，其初仅有图书八千余卷，后不断搜寻，最终达到一万五千余卷。
在这样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编目之频繁，仅见于记载的官修书目就有17种。其数量之多，不亚于任何一个太平盛世。从这些书目所著录的图书数量来看， 可说是参差起伏。 西晋的《晋中经簿》著录图书29945卷，是这一时期官府藏书的最高峰， 比班固所记的西汉藏书之盛的《汉志》多出一倍多。但这一高峰在不到半个世纪后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中猛然跌落到3014卷，十不存一。又历经一百多年的聚散辗转，到梁代《文德殿四部目录及术数书目录》中， 藏书数量又迅速回升到23106卷，接近于《晋中经簿》高峰时的藏书水平，在《晋元帝四部书目》的3014卷基础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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