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汉代官修书目对汉民族文化成果的整饬，魏晋南北朝官修书目，显示出一种多民族文化成果大融合的新特色。在这一融合中，一方面，代表传统文化的典籍图书，以其旋聚旋散的坎坷命运显示出传统文化强大的凝聚力，这股内在的力量，使少数民族征服者在文化上始终处于被征服的地位。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又以一种积极开放的姿态去吸纳其他异域文化的精华，从而更增强了传统文化自身的活力。反映时代文化成果的官修书目，正是这一时代多元文化凝聚与开放的结晶。 

    从当时官修书目编制的过程来看，虽说战乱连年，但各短暂王朝的统治者只要稍有宁日，便立刻对经籍图书进行搜集整理，把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养分，看作他们共同的财富，作为自己建邦立国的支柱与指南。在这一时期，整理图书、编制书目的工作，虽不免草率，却从未因战乱而长期停止过。不仅汉族统治者如此，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不例外。天下三分的魏、蜀、吴时期，“魏氏代汉，采掇遗文，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注：参见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官修书目表》，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第73－74页。）。与曹魏鼎足而立的蜀、吴政权，同样不遗余力，争相设立东观以为国家图书馆，蜀以“博览群书”的谷阝正为秘书郎，掌管东观藏书；吴任韦曜为中书郎和博士祭酒，“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注：《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皆力所能及地对经籍图书进行搜集整理。西晋短暂统一，内部王位之争不息，外部各族反晋斗争不止，西晋政府仍是一方面集中前朝遗书，一方面又令各地献书，使“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整理著录国家藏书达29945卷。到东晋，历经“惠、怀之乱”，经籍图书散失惨重，政府藏书寥寥无几，而东晋王朝仍不放弃努力，以李充为著作郎，整理著录出仅有图书3014卷，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并且继续不断地搜求整理。 

    南北朝时期，相对稳定的南朝，书目编制更为频繁。刘宋王朝，先有殷淳的《四部书目》，整理著录图书14000余卷。 稍后又有阮孝绪的《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著录图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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