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七倍多。如此猛跌猛增，其速度之快，在我国书目史上实属罕见。这些书目，不仅在著录图书数量上起伏较大，在编目质量上也差参不一。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区，他们对汉文化典籍的整理毫无根基，因而编目工作远逊于南方各朝，今可考见的书目仅两部：一部是为搜寻图书而编制的《魏阙书目录》，另一部是类目不全的《甲乙新簿》。南方各朝则以西晋及梁朝成绩最为显著，他们分别编纂的《晋中经簿》及《文德殿四部目录及术数书目录》，是这一时期书目编纂水平与特色的代表，前者开书目四分法之先，又首附佛经于四部之后。后者将数术书单独立类，创书目五部分类法。魏晋南北朝官修书目中图书数量与编目质量的起落悬殊，不仅体现出这一战乱时期图书整理的艰难与执著，更体现出传统文化强大的向心力。
从这一时期官修书目著录的图书对象而言，较之于汉代官修书目，政府收藏图书的范围明显扩大。在传统图书的基础上，更将注意力投注到外域文化成果的吸收与介绍，并将它们容纳到传统图书类目之中。以《隋志》为据，经部小学类，著录有鲜卑语五卷、鲜卑语十卷、鲜卑号令一卷（周武帝撰）、婆罗门书一卷（附注梁有扶南胡书一卷）、国语十五卷、国语杂物名三卷、国语御歌十一卷、外国书四卷。编目者在小序中对它们进行解释道：“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经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这些图书的内容都是对外域语言文字的介绍。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最大的障碍当然是语言，因此对不同语言的沟通，是开放的时代最迫切的要求。又史部地理类，著录有佛国记一卷、游行外国传一卷、张骞出关志一卷、外国传五卷、北荒风俗记二卷、诸番风俗记二卷、突厥所出风俗事一卷。其足迹远涉中国西北部陆路所及之地。这些西行见闻，记载了那一时代人们对西方的了解与社会的开放。子部则著录了许多外域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如子部医方类，著录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波罗仙人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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