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就图书总体而言，儒家经学的失落已是难以挽回的事实。西汉时期，儒家经典是文人学士们研究阐发的唯一对象，东汉虽稍有改变，但范围极小，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局面便完全打破，对各家学说的研究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仅见于《隋志》所载，对儒家以外文献的阐发就有一百三十余种。史部不仅有正史，也注及杂史、专史，如郭璞的《穆天子传注》，《山海经注》，挚虞的《三辅决录注》；子部的注释涉及了儒家、道家、纵横家、兵家、医学、小说家、天文家、历算家等，如王肃《太玄经注》、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向秀《庄子注》、乐一《鬼谷子注》、曹操《孙子兵法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史崇《天文注》、郦道元《水经注》、徐岳《九章算经注》、全元起《皇帝素问注》；集部则涉及了楚辞类、别集类、单篇作品的注释，如释道骞《楚辞音》、刘杳《离骚草木疏》、裴津《山涛集注》、郭璞《子虚、上林赋注》、薛综《二京赋注》（注：参见董洪利《古籍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此外，还涌现了大量佛经注释。历来被儒家等级观念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作品，《隋志》也进行了著录与揭示，仅集部所载，便有汉武帝班婕妤集一卷、梁班昭集三卷、妇人集二十卷、妇人集钞二卷、杂文十六卷（为妇人作）、晋江洲刺史王凝之妻谢道韫集二卷等等，较之《汉志》，其数量大有扩展。 

    各学科的兴盛，又产生出各专门学科的专科书目，以数量而论，佛经专科书目最多，今可考见的就有四十多种（注：参见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文学专科书目其次，仅《隋志》所载就有五部，还有道经书目与书画书目。然而却没有一部专门的儒家经书书目。 

    纵观魏晋南北朝现实图书情况，儒家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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