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极力抬举，只能证明，对历代统治者而言，儒家思想作为加强统治的工具，其政治功能始终无以取代。以梁武帝为例，梁武帝佞佛到屡次舍身佛寺，有菩萨皇帝之称，但谈到治国经天下，他则另有所见，他曾下诏：“建国君民，立教（儒教）为首。……宜大启痒斅，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又说：“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选次以之。”（注：《梁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
魏晋南北朝统治阶层在书目编制上极力树立儒学的权威形象，并且不辞辛劳，以帝王之威，亲自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与宣扬。仅考于《隋志》，这样的著述就多达十多种。易类：周易大义二十一卷，梁武帝撰；周易义疏十九卷，宋明帝集群臣讲；周易讲疏三十五卷，梁武帝撰；周易系辞义疏一卷，梁武帝撰；书类：尚书大义二十八卷，梁武帝撰；诗类：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梁武帝撰；毛诗大义十一卷，梁武帝撰；礼类：礼记大义十卷，梁武帝撰；中庸讲疏一卷，梁武帝撰；制旨革牲大义三卷，梁武帝撰；乐类：乐社大义十卷，梁武帝撰；乐论三卷，梁武帝撰；春秋类：春秋序义疏卷，梁简文帝撰；孝经类：孝经义疏十八卷，梁武帝撰；孝经义疏五卷，梁简文帝撰；论语类：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长春义记一百卷，梁简文帝撰。帝王的表率行为，对社会上层文人产生广泛的影响。皮锡瑞《经学历史》记载：“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歧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杜预《左传集解》；范宁《谷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以注而论，魏、晋似不让汉人矣。”（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163页。）与经学大盛的汉代相比，魏晋人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在数量及质量上皆不亚于前朝，《隋志》所著录的经部书籍六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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