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大营：远离作战体制的训练营

　　三大营既然是由亲征军三大部分直接演化来的，是不是意味着京营就是处于临战状态的大军呢？明人多载三大营分领不同卫所，战时有明确分工，似乎在京营成立后，明军就是按三大营编制走上战场的。但是，三大营的内部统属关系说明，亲征不可能按三大营分工上阵；三大营的军士调发状况也证明，各营所统军士与所来自卫所无关。
　　《实录》和《会典》中经常提到大营，含义十分混乱。在第一次北征中，“驾发由东路，幼孜三人向西路……幼孜与光大由哨马路……遇宁阳侯曰：我已五处发马寻大营，待回报。”[54]宁阳侯陈懋为左掖总兵官，他说的大营既不包括哨马营，又不包括五军下属的左掖，则似指皇帝所在营伍。初战之后，“清远侯王友充总兵官，广恩伯刘才充副总兵，统领各军马步各军……（朱棣）说与清远侯王友：‘大营中军有粮米，务要均匀接济。’”[55]这里的大营又似指五军。一般出征军中，往往以主将所在为大营 [56]，这里的大营也只是对皇帝所在或五军大众的俗称。在第二次北征中，大营成为正式编制，统哨马营、神机铳手、围子手等，与五军、驾前军并列。到第三次北征，大营开始与中军一体，与五军哨掖、驾前军并列。最后两次北征，原辖哨马营与驾前军担任前锋巡哨任务，大营更密切地与中军一体化了。
　　京营成立后，皇帝坐镇的“大营”在分营训练中似乎无需存在了。但各家记载京营制度时，仍提到大营，而且理解各异。一类以“大营”指京营全体，如正德《大明会典》 [57]，或广义的五军营，如王世贞称五军营为“五军大营”[58]。另一类指五军营下属的一营，如陆容载：“有曰大营、曰围子手、曰幼官舍人营、曰十二营，皆五军营之支分。”[59]万历《明会典》更将五军营的下属列为大营、中军、左右哨掖以及千二营、围子手营、幼官舍人营、殚忠孝义营 [60]。按，正德《大明会典》的说法很独特，可能来自对皇帝坐镇的大队军伍的俗称，实则并无此等体制。王世贞的说法则来自后三次北征的体制，如洪熙元年（1425）“张辅奏：大营及五军将士马多瘦损。”[61]当时体制与亲征军相同。到宣德二年（1427），朱勇“特命总督大营兵权……务精训练。”[62]以朱勇的地位以及后来他多次报告五军营情况论，他督率的大营当包括五军营，或即大营与中军一体的孑遗。但到正统时期，《实录》提到诸营，多以大营与三千、五军、神机以及府军前卫营并列 [63]，或不提大营，径以三营并列 [64]。此时，包括中军在内的五军营开始并统围子手各营，逐渐取代大营的核心地位，而“大营”作为旧制中的一环，反而成为五军营下属，供战时组建皇帝所在营伍之用。这样，战时包括中军、神机铳手、围子手的大营，逐渐让位于训练用的五军营，而神机铳手则从大营中脱离，独立成营了。

靖难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洪、宣

正统

驾前

驾前

驾前

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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