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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期的京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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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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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队……从之。”[86]“亲管官旗”的权力当然不如把总、管队等官，归并也只是空文，到正统末，“神机营原有一十六司……各卫军士，有一卫分隶十数处者。”[87]破除卫所界限的根本原因，当是三大营的军队不断调出守边或作战 [88]，而缺额则反复从整个北方地区的卫所中选补。除上述洪熙元年、宣德三年、五年和正统元年事例外，又如正统二年（1437），“五军营原操马步官军，调遣各边备御并逃、故者，共缺二万五千有奇。乞命官于五军属卫及亲军卫分并河南、山东、大宁三都司官军内选补。”[89]到正统末年，京军又大量调往山西和南方，如果不是发生了土木之变，这些缺额还是会很快填足的。每一次选补和调动都是抽取各卫所中一小部分军额，都意味着卫所编制的又一次破坏。
洪熙宣德时期，京营处于由亲征军体制向训练营体制的转化过程，到正统后期，新型的编制和训练、流动体制已经建立起来。分工明确、轻重悬殊的大营、五军哨掖、巡哨前锋，演化为各统部分驾前军、各统内外卫所军士、职能规模趋于相似的三大营，既丢弃了亲征军的战时组织方式，也取代了原府司卫所的指挥与训练体系。京营通过操练、轮班、外遣、选补等制度，调发整个北方地区的军士，既源源不断地向边镇提供经过训练的士兵，又稳稳维持着足额超过十八万的驻京大军。这时的京营，与其说是备亲征之用的大军，不如说是整个北方乃至具有全国意义的训练营。与“战时出征、平时散还”的“祖制”相比，京营有常备、集训的优点，但在亲征军向三大营的体制转变中，驻京大军越来越重视训练、外遣，而编制日渐破碎，营伍本身和兵将之间皆无稳定性可言，训练中形成的松散统属体系就不可能有效地行使原府司卫所的指挥职能。正统十四年，由训练营仓促组建的亲征大军在土木堡一触即溃，暴露了训练与作战的脱节，三大营遂退居幕后，让位于临战状态下的团营。
[1]《大明会典》卷一一一《兵部·职方·营操》，明万历刻本。
[2]（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56页。
[3]（明）郑晓：《今言》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26页。
[4]《明会典》卷一三四《兵部·营操·京营·旧三大营制》，中华书局，1989年，685页。
[5]《明史》卷七六《职官志》、卷八九《兵志》，中华书局，1974年，1858、2176页。
[6]（明）焦竑：《献征录》卷一○九《锦衣卫镇抚杨本传》：“徐辉祖征燕……上召回京师，命大教场操练军士。”（上海书店，1986年，4868页）
[7]（明）谈迁：《国榷》卷十二，建文四年正月甲申朔、五月丙申，中华书局，1958年，830页。
[8]（明）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四三《兵制·京营重兵》，《中国史学丛书》本。
[9]《明太祖实录》卷三，乙未年六月丁巳，中研院史语所影校本，以下明代实录均同。
[10]（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九《兵制考》，中华书局，1985年。
[11]罗丽馨：《明代京营之形成与衰败》，《明史研究专刊》第6辑，1983年，1―11页。
[12]《明太宗实录》卷九六，永乐七年九月戊寅。
[13]《明太宗实录》卷九六永乐七年九月甲申、己丑。
[14]（明）黄淮：《黄文简公介庵集》卷六《浙江佥都指挥事牛公墓碑铭》，《敬乡楼丛书》本。
[15]（明）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四四《兵制·班军》：“文皇帝之十三年，诏诸边守将及河南……卫官，简所部率赴北京，以俟临阅。盖京操始此，然而未著例也。”（《中国史学丛书》本）未“著例”，即尚未于京师常操。
[16]（明）李贤：《宁阳侯陈公神道碑铭》，《皇明名臣琬琰录》卷十七，明刻本。
[17]（明）杨荣：《杨文敏公集》卷一四《送从弟仲宣还建宁分题诗序》，明正德刻本。
[18] 例见（明）陈循：《芳洲文集》卷八《吉安守御正千户王君时泰墓志铭》，清刻本。
[19]《明太宗实录》卷八六，永乐六年十二月癸巳。
[20]《弇山堂别集》卷八八《北征军情事宜》。
[21]（明）金幼孜：《北征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08页。
[22]《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五，永乐十一年十一月乙未。
[23]《明宣宗实录》卷十，洪熙元年十月甲申。
[24]《明会典》卷一三四《兵部·营操·京营·营政通例》。按，《大明会典》系此事于永乐迁都后，误。
[25]《明太宗实录》卷四下，建文元年十月乙卯。
[26]《明太宗实录》卷六，建文二年四月庚申。
[27]（明）杨士奇：《东里文集》卷十二《阳武侯薛公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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