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里坊崩溃视作一粒种子，那么它在唐中晚期的长安城即已萌芽，并有破土而出之势。但随着唐朝走向灭亡，长安城亦退出都城之舞台。伴随着政治中心的东迁，五代，尤其是北宋时期，东京开封即成为这颗种子破土生长并开花、结果的沃土。

说起宋东京里坊制的崩溃，早在隋唐汴州城(宋东京前身)已见端倪。隋开皇年间，文帝东封泰山后返回长安，路过汴州，“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乃以令狐熙为汴州刺史，“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27]。可见当时汴州已出现商业繁荣、向街开门的现象。至唐代，随着汴河漕运的发达，汴州商业更为发达，“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28]，“四面诸侯瞻节制，八方通货溢河渠”[29]。并且“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30]，竟然出现了通宵夜市。

五代梁、晋、汉、周皆定都开封，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后周时期，“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31]，“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却招致一片“怨谤之语”[32]。于是，官方作出让步，“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33]。相比之下，在唐长安城大街上，连植树也是禁止的，因为代宗广德元年(763)曾下诏：“城内诸街衢，勿令诸使及百姓辄有种植”[34]。这是官方对突破坊墙，进行营造活动的认可，为以后北宋开封的“侵街”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历史进入北宋时期，东京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35]，商业繁盛，客观上要求拆除坊墙，建立新的街市制度。但是，宋廷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力图维护与恢复昔日的里坊制，于是官私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以“侵街”为标志。

    北宋伊始，即已出现“侵街”浪潮。如早在宋太祖时期，据《宋史·魏丕传》记载，曾任作坊使的魏丕，“撤本坊旧屋，为舍衢中，收僦直及鬻死马骨，岁得钱七千余缗，工匠有丧者均给之”。开宝九年(976]五月，宋太祖“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36]。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七月，“八作使段仁诲部修天驷监，筑垣墙侵景阳门街，上怒令毁之，仁诲决杖，责授崇仪副使”[37]。

    面对“侵街”浪潮，真宗时期，宋廷曾动真格予以制止。如咸平五年(1002)二月，“京城衢巷狭隘，诏右侍禁閤门祗侯谢德权广之。德权即受诏，则先毁贵要邸舍，群议纷然。有诏止之，德权面请曰：‘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上不得已，从之。德权因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之制，皆复长安旧制，乃诏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得侵占”[38]。看来，在谢德权的以死相争下，宋廷这次可谓是痛下决心：拆除权贵的侵街邸舍，竖立表木，作为道路“红线”，并重建禁鼓昏晓制度。

    当然，现实是复杂的，表木的竖立并非意味着“侵街”现象的终结，这场斗争还在继续。据《长编》卷79记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诏：“前诏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方属严冬，宜俟春月”。仁宗天圣二年(1024)六月，“京城民舍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39]。此后在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甲辰又下诏：“京旧城内侵街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毁撤之。遣入内押班岑守素，与开封府一员专其事，权知开封府王博文请之也”[40]。《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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