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认识到“侵街”潮流势不可当，于是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宋廷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42]，等于承认了其合法性。结果，商业店铺纷纷沿街而建，形成了街市，这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有形象的描绘。这场围绕“侵街”的官私斗争，正应验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传统是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力。但是，这是消极的，因此一定要被摧毁”[43]。

这里有一个问题：东京坊墙，是何时拆除的；如果拆除，作为全城性工程，必然兴师动众，为何不见任何官方或私人记载，甚至很少提及坊墙之事。笔者查遍了宋朝诸臣奏议，有关京城开封的营造内容相当丰富，论及修筑城池及宫殿寺庙等等，但是涉及到全城的坊墙，关于其修或拆的奏议，却只字未见。我推测是因为有侵街建筑的出现，坊墙变得无关紧要。并且，当时官民双方共同关注及斗争的焦点只是侵街建筑。因此，随着侵街建筑的增多，坊墙也会因失去作用而被蚕食。尤其是当宋廷在街道两侧竖立众多的“表木”，充作街道“红线”之后，作为旧有“红线”的坊墙，更显多余，于是，被铲除尽净，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宋东京街鼓的兴废与里坊制的恢复、崩溃

在探讨宋东京里坊制崩溃的过程中，太宗年间建立街鼓与仁宗年间的废除，常为史学界所提及，甚至被视作里坊制恢复与废除的标志。对此，应予以辨明。

    街鼓，为设置在街道上的警夜鼓，宵禁开始与终止时击鼓通报。唐太宗时，长安城“始置街鼓，俗号冬冬鼓，公私便焉”[44]。宋太宗时期，在制止东京“侵街”的同时，亦效法唐长安城，设置街鼓。据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记载：“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则京都之制也。”此后，东京里坊“分布定列，始有雍洛之制”[45]。《宋会要辑稿·方域一》的“东京杂录”条中，还记载了改名后的宋东京8厢120坊之名称。

    “始有雍洛之制”说，常为史学界所采用，并作为宋东京恢复唐代里坊制的依据，事实上，这只是形似而已，与隋唐长安的里坊制度大相径庭。首先，街道上侵街建筑的存在，已非原有的里坊景观。再就坊墙而言，唐代是受到严格保护的，有“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46]的处罚规定。而在沿袭唐律而来的宋初《宋刑统》中却无此条款。并且，作为里坊管理者的坊正，隋代为“官从九品下”[47]，唐代坊正“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並免其裸役”[48]，又规定：“其坊正市令，非时开闭坊市门者，处徒刑二年”[49]。而宋代的坊正，为了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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