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里坊新的内容，其职能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据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所修的《两朝国史志》记载：“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宋神宗时，又进一步“废户长、坊正，其州县坊郭税赋、苗役钱，以邻近主户三、二十家排成甲次，轮置甲头催纳，一税一替”[50]。在夜禁方面，北宋初年颁布有与《唐律疏议》相同的条文：“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51]。但是，并未认真执行。如早在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四月，下诏“令京城夜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52]。《宋会要辑稿·食货》亦记载：“(乾德三年)四月十三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宵禁至三更，大大延长了人们的夜生活时间。
另外，许多学者，还往往将街鼓在仁宗年间的废除，视作宋东京里坊崩溃的时间依据。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宋太宗年间所设的街鼓，“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53]。但是， 仁宗时期尚有夜禁。如天道二年(1033)，据《宋史·张观传》记载，开封尚有“民犯夜禁”者。刘随在《上仁宗乞禁夜聚晓散及造仪仗祀神》还请求宋廷将禁夜聚晓散和造仪仗祀神二事“散下诸道，令乡村要路粉壁书写，重新晓谕，使民知禁，不陷刑章”[54]。即使是在街鼓废除后，夜禁并未取消。据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记载，权知开封府许将二更以后，租一匹马回家，“驭者惧逼夜禁，急鞭马跃”，致使许将坠地摔伤。而据《开封府题名记》记载，许将权知开封府的时间是神宗熙宁九年，即1077年[55]。也只是到了北宋末年，随着侵街建筑的合法化，夜禁与坊墙一样，失去了存在价值，而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东京城内普遍出现了“夜市”与“早市”。如州桥夜市“直至三更”[56]。马行街一带，“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处，通晓不绝”[57]。东京大街上，“至三更还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58]。
并且，里坊作为基层住居单位，在街鼓废除一段时间内仍旧存在。如仁宗皇祐五年二月，宋廷赐枢使狄青敦教坊第一区；政和六年十一月，诏赐宣和学士王黼昭德坊第宅一区[59]。徽宗政和六年(1116)，宋廷在重建军巡铺时，仍然“冠以坊名”[60]。另外，北宋末年，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61]，从而取代了昔日街鼓的报时职能。
四、宋东京里坊崩溃的表现：街市、楼阁及官民混居
坊墙与夜禁的废除，标志了里坊制的崩溃，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除此之外，由于宋东京商品经济的繁盛，人口的猛增，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景观。
首先是繁华街市的出现。对此，北宋末南宋初年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有详尽记载，如朱雀门外街巷、东角楼街巷、潘楼东街巷、州桥东街巷、相国寺东街巷等。其中以“南河北市”[62]的街市最为繁盛。这里的“南河”，主要是指沿汴河一带的街市，计有果子行、肉行、米行、面行、菜行、蟹行、炭行等160多行[63]。所谓的“北市”，其范围大致从皇城东至马市街一带。这里西靠皇城，主要是皇室消费所。正如孟元老所说：“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鰕*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64]潘楼一带，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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