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里坊整齐划一，“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⑥，诸坊“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⑦。在市民生活上，实行严格的“夜禁”制度，即“昏而闭，五更而启”⑧。对于“诸犯夜者，笞二十”⑨，甚至曾出现“中使郭里曼酒醉犯夜，杖杀之”⑩的现象。这样，唐长安城夜间坊门紧闭，坊外空无人行，呈现出“六街鼓绝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⑾的寂静夜色。朱熹对唐代的里坊制度甚为赞赏，说：“唐宫殿制度正当甚好，居民在墙内，官街皆用墙，民出入处皆有坊门，坊中甚安”⑿。这种严格的里坊制度以强化城市管理、防范盗贼为目的，却给市民生活、生产及人际交往带来了诸多不便，于是，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侵街建房、坊内开店、开设夜市等破坏里坊制的行为不断出现。
本来，里坊制下，城市街道严禁侵占，早在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颁布的《唐律疏议》中即有“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的规定。后来，随着“侵街”现象的增多，唐代宗大历二年(767)五月，又下了“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⒀的诏令。唐德宗贞元四年(788)二月，再次下诏：“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⒁。但是，这些均未能阻止“侵街”的浪潮。唐文宗太和五年(831)七月，左街使上奏：“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⒂。又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义成军节度使韦让“于怀真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间”⒃。
与“侵街”行为相伴的，还有对“夜禁”的破坏。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⒄。至文宗太和五年(831)y．有左右巡使卜奏说，长安坊门“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⒅。唐末的长安崇仁坊，更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⒆。
在交易地点上，出现了坊内开店的现象。本来，唐长安城内设有东、西二市，作为交易的集中场所。与坊一样，市亦为市墙围合的封闭场所，且聚散以时，“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⒇。中唐以后，工商店铺冲破“市”的樊篱，渗入坊内。如长安内延坊有造玉器和出售珠宝的[21]，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毕罗店[22]，宣阳坊有綵缬铺[23]，永昌坊有茶肆[24]，道政坊和常乐坊有酿酒店[25]。1999年在礼泉坊还发现了唐三彩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三彩砖、高足盘、水盂、粉盒及各种三彩俑等[26]。
二、北宋东京的“侵街”与里坊制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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