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市的繁盛，使原来集中的“市”，失去了作用，而转变成了刑场。如开宝六年(973)二月丙戌，“斩廷翰于西市”[68]。景德二年(1005)四月，“斩布衣宗古于西市”[69]。直到北宋末年，东京梁门外，“西去瓮市子，乃开封府刑人之所也”[70]。

    其次，东京城中，尤其是街市中，楼阁普遍出现，也是里坊崩溃的表现。在唐长安城，为了维护里坊的严密性与整齐性，代宗大历十四年(780)六月一日，即下诏：“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71]。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又敕：“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I临视人家”[72]。尽管唐代末年有显贵违禁营建楼阁的现象，但毕竟是少数，且一直被视为“违章建筑”。但是，至五代后周世宗时，开始“许京城(开封)民居起楼阁”[73]，公开取消了这条禁令。为此，大将军周景“率先应诏，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景后邀钜货于楼，山积波委，岁人数万计”[74]。北宋东京城更是大建高楼，其中有酒店、邸店、民居等。如宋仁宗景佑三年八月三日诏日：“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75]。此诏令表明当时临街市处普遍存在着邸店楼阁。就酒店而言，史籍中酒店亦多以楼相称，如孟元老所说：“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76]。更有甚者，将酒楼建在皇城根下。如皇城东华门外有座白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只是“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77]。而唐长安城“登高临视宫中者，徒一年”[78]。显贵之家，也大建高楼。如“李文和居永宁坊，有园亭之胜，筑高楼临道边，呼为看楼李家”[79]。

另外，宋东京城与隋唐长安还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官民混居”的形成。在里坊制度下，早在隋文帝时，即在长安“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人居住，公私有便，风俗齐肃”[80]。于是，唐中央五省、九寺、一台、四监及十八卫，皆分布于皇城内[81]。不但如此，官民居住也是分开的，唐人苏鄂说：“方，类也。易日：方以类聚，居必求其类”[82]。唐长安皇宫东诸坊多为王公贵族集中区。对此，宋人吕大防甚为赞赏，认为“(隋)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致也”[83]。而北宋东京城，除了中书省、都堂及枢密院保留在皇城内之外，其他众多的中央机关则安排在皇城前南北御街两侧的街巷中。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宣德楼前省府宫宇》中予以介绍，计有两府八位、尚书省、御史台、门下省、秘书省、大晟府、太常寺、五寺三监等。这种状况，发展至清代，形成了皇城天安门前的千步廊，按照“左文右武”的原则，安置文职六部、武职五府等中央机构。同时，北宋官员也散居于民间。有住内城者，还有移于外城者。为了这些官僚上朝之需，内城门要开得早一些，“朝时自四鼓，旧城诸门启关放入，都下人谓之四更时”[84]。甚至还有住于新城外的，如梅圣俞之第，即在外城东之汴阳坊[85]。另外，《宋会要·方域四》记载有宋廷历次赏赐给官僚的第宅，所分布的坊有：信陵、永丰、积珍、清平、泰宁、崇仁、宝积、昭庆、道德、定坊、安远、敦教等，遍布城区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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