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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西南总督与民族社会冲突调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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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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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辖区亦缩小至西南历任总督之最。
第三阶段为万历二十二年至天启元年的20余年，其间先后委任5任总督。前两任邢玠、李化龙正值播州杨应龙反乱，川贵两省大规模冲突、动荡的高峰时段，其中尤以李化龙“征播”为最。此后的三任总督均以善后为其主要职责，处于社会冲突相对缓和时期。
第四阶段由天启元年至崇祯十一年(1638)。近20年间，先后爆发水西土司安氏、永宁土司奢氏反乱，川、贵、云、湖数省动荡。明王朝于这时期连续委任9任总督。其中朱燮元总督辖区、事权在数年时间内三次变动，先是与杨述中分辖云、贵、川、湖四省军务，杨主贵、云，朱主川、湖(天启二至四年)；继而与蔡复一共掌西南大局，朱仍主川、湖(天启四至五年)；此后朱独掌西南全局，总督四川、贵州、湖广、云南、广西五省军务，兼理粮饷，掌尚方宝剑，大权集于一身，最终平定奢、安二土司引发的大规模社会冲突和动荡。
纵观明代200余年西南总督的设置历程，30余任总督的设置与罢免、总督事权授予、辖区大小，无不围绕着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冲突的调控这一中心，这是明代中国各边疆民族地区总督之制中，西南地区最为突出、鲜明的区域特征。受这一特征的影响，明代西南总督均因应民族社会冲突的状况而暂设，时置时罢，总督辖区的大小、事权的高低始终处于不稳定的变动状态。
二、设督之争与民族社会冲突的应对之策
以总督统率数省大军，平定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冲突的方式及其功绩、作用，从第一任总督王骥始，就有不同的评价和争论。朝中“议者咎骥等老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注：《明史》卷171《王骥传》。）此后的总督设置，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多皆有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重点，都要将总督的设置与调控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冲突的应对之策和举措联系起来。
明王朝以总督张岳大举“征苗”始于嘉靖二十七年。但早在宪宗成化十一年，湖广总兵官李震等奏：“苗贼攻掠获利……千万成群，杀掠无算……欲如正统、景泰年间靖远伯王骥等事例，统调京营及云、贵、四川、南直隶军官军……会兵搜剿殄灭。”兵部“以为非宜”。明宪宗曰：“蛮夷滑夏，自古有之。要在边将羁縻得宜，使不敢越境为乱而已，曷以殄灭为快。”（注：《明宪宗实录》卷142，成化十一年六月甲辰。）面对剿与抚两种之策，地方官吏有好大喜功，动辄主剿之倾向；朝廷则以“边将羁縻得宜”，以抚为主。故西南总督之设，通常与民族地区社会冲突激烈，边疆局势动荡，明王朝以大军征伐的极端举措直接联系起来。明大军于万历征播后，吏科给事中侯庆远在讨论川、黔总督罢设时云：“若乃罢督臣于蜀，而更设督臣于黔……改黔抚为督，则播人必惧而狼顾。”（注：《明神宗实录》卷413，万历三十三年九月辛卯。）大战之后的西南民众(播人)，对总督的恐惧心理，应是“大都由兵兴也”的总督之大肆征剿的反应，是西南民族地区民众受土司反乱和明朝大军征伐双重苦难的真实感受。因此，明中央王朝对西南总督之设颇为审慎。纵观明代西南设督的历程，大多率先由西南地方官吏上奏，几经争议而定。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氏反乱，“兵科给事中胡永顺疏陈黔事，言：‘……今黔人意专主于剿，庙堂之上半出于抚。第言剿者，但知贼之当剿耳，不顾我之能办剿与否也；言抚者，亦但知我之力未能剿耳，亦不问贼之当抚与否也。’”（注：《明熹宗实录》卷39，天启三年十月丁卯。）剿抚之争，伴随总督之设而始终。主剿者，多西南地方官吏；而“庙党之上半出于抚”，为朝议主流。 详考明代西南总督置罢之争，主要集中于西南民族地区大规模冲突到来之前和大兵征剿之后。前者议置，后者议罢。终明一代的西南总督的置罢之争，通常与明王朝调控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冲突的应对之策和举措紧密联系在一起。成化、嘉靖年间，湖广、贵州苗民起事，至嘉靖二十七年以张岳总督湖、川、贵三省军务，征伐“苗乱”，先后发生了五次争论。此轮争议，始于成化十一年。其后，成化十五年，嘉靖二十三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均有争议，先后延续70余年。力主设督，以大军征伐的，均为湖广、贵州两省巡抚、总兵。而明中央王朝在这70余年的时间里，于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应对之策，由抚转剿的渐进演变轨迹，至为明晰。总体而言，成化时期，以抚为主；嘉靖时期，由抚转剿。宪宗成化时期曾发生两次争论，兵部以大军征剿，耗费巨大，“此心腹之忧也”，严厉批判力主征剿的西南地方官吏“恐有邀功之人主之”。（注：《明宪宗实录》卷197，成化十五年十一月庚子。）明宪宗强调，“羁縻得宜”，（注：《明宪宗实录》卷142，成化十一年六月甲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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