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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边饷结构与南北转运制度（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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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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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以工脚运费来计算的，所谓“耗粮”，应包括运送官粮人员的口粮。
(二)“开中”制度实行的初期，对于边方军饷口粮的供应问题，基本上是采取将地方府县所征收的税粮由军队或地方官所组织的民运组织来进行转运，这从明实录的记载中可以证明。如在洪武四年七月，“户部奏：近馈运四川粮储，已行湖广行省运归、峡等处十万石饷成都。今再拟于荆州、岳州、武昌、蕲州四府运粮十万石继之；江西行省南昌、吉安、抚州、南康四府运粮十万饷重庆。”（注：《明太祖实录》卷六七“洪武四年秋七月甲午”条。）朱元璋于明代初期所实行的所谓由“湖广行省”、“江西行省”所进行的运粮，实际上则是由该地方的官员来组织当地的民间商人运粮。仍以上述例证，因洪武四年七月需要对四川补充军饷，所以户部提出“商人中盐运米至重庆者，每淮盐一引纳米一石二斗，浙盐一引纳米一石。”（注：《明太祖实录》卷六七“洪武四年秋七月甲午”条。）
(三)从明代国家财政的角度分析，所实行的开中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系动员与利用民间资本的力量，由民间商人出资承担国家军需物资的转运，而在明代的整个运输体系中，开中制度下的转运量是相当巨大的。从万历时期的户部尚书王遴的奏疏中所说：“国家岁运漕粮四百万石，今京、通二仓实在粮共一千八百一十八万五千四百石有奇”，而“每年军、匠、在官人等实支本色米二百二十万石，银少粮多”（注：《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四“万历十一年十二月甲子”条。）。从朝廷的角度考虑，国家贮存的侧重在“本色米粮”。正如万历所说“漕粮改折了，一时要米，怎能得到？”（注：《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四“万历十一年十二月甲子”条。）说明统治层在米粮、银两的关系问题上，同民间甚至于官僚士大夫的看法是有所不同的。关于在明代财政与粮食储备的关系问题上，如果仍以万历时期为分析样本的话，那么，在万历三十一年关于漕运、折银、储备的比例关系方面，其基本的规定是：“原额漕粮四百万石，永折三十四万四千三百四十七石有奇，河工留用八千一百九十六石有奇，该进京、通边仓粮三百六十四万七千四百五十石五斗零。其漂毁数，俱免晒、免尖处补完，足过二万一千五百二十九石零，是年正额无亏。”（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九一“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庚戌”条。）其比例，在实物折银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边境地区的军需需求，但长此以往，最先出现问题的则在于国家所贮存的“岁入”银两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如在嘉靖年间，明廷收入年约银200万两，“而边储费六百余万，一切取财法，行之已尽”。至嘉靖三十一年孙应奎条上《京边备用刍粮之数》，可知“计正税、加赋、余盐五百余万外，他所搜括又四百余万，而所出自边储年例二百八十万外，新增二百四十五万有奇，修边、赈济又八百余万。”这是在《明史稿·孙应奎传》中作为理财有方所作的赞美之辞，从中可知明廷的财政状况已严重恶化，如果没有新的财源，其国家财政将出现严重的危机，进而导致国家的覆灭。
(四)如果仍以财政危机严重的万历时期为分析依据的话，那么，在万历十一年，户部尚书王遴的奏疏中即已指出：“太仓银库岁入银三百六十七万六千一百有奇，岁出银四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有奇”，同时因灾荒所蠲免的税粮及折银，以及织造所议留银两“俱该太仓抵补，岁入视岁出共少银二百三十万一千有奇”（注：《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四“万历十一年十二月甲子”条。）。更何况所谓的“岁入未必能如数完解，岁出则毫末不容减少”，在这样的财政体制下，“今太仓存积，除老库外，仅三百余[万]两，不足当二年抵补之资矣。”（注：《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四“万历十一年十二月甲子”条。从前述关于灾荒与织造议留银两共176.1万两的记载，可知王遴所说的太仓银库存银当在300万两以上。）因国家财政出现危机，对于国家政治形成巨大的威胁。
从军饷供给的制度体系而言，其积极的作用在于因政治需要所产生的南北转运制度，对于实现明朝统治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在制度架构方面，更大程度地动员和利用民间资本的力量，依靠民间商人转运国家所需物资，对于民间商人资本的成长起到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尽管明朝廷以南北转运的制度维系有明一代的统治，但对于整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来说，不能不说隐藏了巨大的潜在危机。尤其是沉重的转运负担，实际上仍由天下的民户承担，而一旦出现制度执行上的中断，国家财政就必然出现严重危机，以致迅速演化成政治危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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