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建国初年，汉法与回回法的斗争十分激烈。这种斗争不仅暴露了元朝统治集团中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而且反映出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统治者在如何治理汉地问题上态度与政策的变化。元初汉法与回回法之争集中体现在许衡、阿合马这两个代表人物身上，本文拟以此二人为典型例证，探讨上述问题。

    　　　　一

    许衡与阿合马，可说是冰炭不相容，情势不两立。许衡是位深研理学的汉族硕儒，阿合马是个善于言利的色目权臣；许衡起先受到重视，后渐遭冷落；阿合马则由默默无闻而终获宠信，操纵政柄，显赫一时。这种情形，正反映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对待汉法与回回法上，前后有着复杂微妙的变化。
    在忽必烈执政之初，实行的是重儒政策，这是由蒙古入主中原初期的形势所决定的。金元之际，是个社会大变动时代。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受到来自北方草原的蒙古军事旋风的猛烈冲击，面临被摧毁的厄运。蒙古初期的统治，严重阻碍了中原汉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蒙哥汗在位时，“汉地不治”的情况已极为严重，正如许衡所说，“虐政所加，无从控告”，人民困弊至极，竟到了“殆将起乱”的地步。（注：参见（元）许衡：《许文正公遗书》卷7《时务五事》。）长此以往，显然不利于蒙古在中原汉地的统治，也不符合蒙古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亟待加以改变。元世祖忽必烈就是顺应这一时代需要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史载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注：《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 他在金莲川开设幕府，“招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一时贤大夫，云合辐辏，争进所闻；迨中统至元之间，布列台阁，分任岳牧，蔚为一代名臣者，不可胜计”。（注：《元文类》卷58，李谦：《中书左丞张公神道碑》。） 在忽必烈周围的汉族儒士中，就有许衡在内。
    许衡堪称元代理学巨擘，他所创立的“鲁斋学派”与另一位理学家吴澄所创立的“草庐学派”，是有元一代最具影响的理学学派，因而当时有“北许南吴”的说法。元人揭奚斯云：“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也。”（注：《吴文正公集》卷首，揭奚斯：《文正吴公神道碑》。）二人都是师承、标宗朱（熹）学，讲究以尽心求天理。尽管如此，许衡又与吴澄同中有异，其最大的区别是他讲求实学，主张经世致用，“践履”于时。他认为凡事应当“运用天理，而见诸行事”，（注：《吴文正公集》卷首，揭奚斯：《文正吴公神道碑》。）反对将理学变成“高远难行之理”。（注：《许文正公遗书》卷5《中庸直解》。） 许衡不但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实践者，他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挺身而出，建言立业于庙廊，成为“元之所以藉以立国者也”。（注：（明）黄宗曦：《宋元学案》卷91《静修学案》。）
    许衡从政的主要活动是参与推行汉法。中原历代封建王朝，长期以来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制度，即所谓汉法。汉族儒士不遗余力地促使忽必烈采行汉法，以求达到“以汉法治汉地”的目的。忽必烈在即位之前，曾试用汉法治理邢州、河南、京兆等地，大见成效，为以后夺取政权做了先期准备。中统建元后，更将“以汉法治汉地”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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