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被忽必烈所听信，却使“阿合马由是衔之”，欲寻机报复许衡。
阿合马先是“亟荐（许）衡宜在中书，欲因以事中之”。许衡觉察其阴谋，遂“以老疾辞中书机务”，（注：《元史》卷7《世祖本纪四》。）不久被任命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深恨许衡的阿合马，竟以釜底抽薪的手段破坏国子学的后勤供应，来达到既摧毁汉法，又报复许衡的目的，此即史书所载：“权臣屡毁汉法，诸生廪食或不继，（许）衡请还怀”。（注：《元史》卷158《许衡传》。） 阿合马滥用职权，故意造成国子学“廪食不继”的局面，致使“诸生多引去”。对于诸生由于衣食无着而去，许衡是予以谅解的，所以他说：“先生尝言：‘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所致也。……治生者农工商贾而已，士子多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若以教学与作官，规图生计，恐非古人之意也。”（注：《许文正公遗书》卷末《国学事迹》。）许衡认为“民以食为天”是自然之理，国子学亦不例外。既然“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那么在“廪食不继”的情况下，诸生引去就是既无可奈何也无可指责之事。至于“商贾虽为逐末，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等话语，则显然带有浓重的愤懑情绪，并非真的鼓励诸生去从事末流。正因为许衡受此打击而心灰意冷，才“请还怀”，欲辞职回归故里，同诸生一道离开国子学。
许衡毕竟是位资深名著的“藩府旧臣”，为开创元朝的基业多有建树，对他的去留问题，忽必烈自然不便随意处置。忽必烈先是征询翰林学士王磐的意见，王磐对曰：“衡教人有法，诸生行可从政，此国之大体，宜勿听其去。”忽必烈仍难以决断，于是“命诸老臣议其去留”。最后还是窦默“为（许）衡恳请之，乃听衡还，以赞善王恂摄学事”。（注：《元史》卷158《许衡传》。） 一旦并非情愿地退出政治舞台，许衡难免产生失落之感，返乡数年后即郁郁而终。
四
从许衡生前际遇来看，似乎失意时多于得意时，他虽意在从政也曾用事当朝，但终究不得遂其志。许衡晚年，身陷汉法、回回法激烈冲突的旋涡之中，实际上成为一名失败者。许衡的命运，也是当时一批同他境况相似的汉族儒士的共同命运，他们大都经历了由踌躇满志到彷徨无主这样一种心路历程。这些汉族儒士，是在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特定历史时期展开他们的政治、文化活动的，其人生理想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元世祖忽必烈一人，而这正是许衡等人命运的悲剧所在。
归根结底，忽必烈代表的是蒙古统治集团的利益，在他身上充满了矛盾性和不稳定性；他的“祖述变通，附会汉法”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可变性，一切从其政治需要出发。有的学者曾指出：忽必烈虽采用汉法，但是他真正赏识并加以重用的汉族士大夫，主要是“尚霸术，要近利”的人物，对于只知道讲道德性命、圣贤之道的儒生，他虽然也收养使用，但实际上并不是很重视的。（注：参见陈高华：《金元二代的衍圣公》，《文史》第27辑。）诚然，早期的忽必烈为了改变“汉地不治”的局面，巩固蒙古在中原地区的统治，还是标榜“文治”、主张“变通”、采行汉法的。中统和至元初年，是忽必烈与汉族儒臣合作最为默契的时期，在最高权柄操纵于己的前提下，让众儒臣行使最大限度的行政规划权和执行权。正如元人王结所云：“自中统之初，稽古建官，庸正百度，一时硕儒元老，屹然立朝，文献彬彬，莫可及也。”（注：（元）王结：《文忠集》卷4《书松厅事稿略》。）
然而，自13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忽必烈逐渐偏离了倚重汉儒、采行汉法的轨道，开始宠信色目“权臣”，实行聚敛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是：
（1）在成功夺取汗位，并初步奠定了立国规模法度之后，忽必烈就不想沿着汉法的道路继续前进了。入据中原的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是靠民族特权来保证和维护的。彻底改行汉法就意味着取消这一类特权，这是蒙古贵族所难以接受的。忽必烈是蒙古贵族特权利益总代表，这决定了他在采行汉法时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
（2）忽必烈即位后，先是同其弟阿里不哥进行了长达四年的争位之战，后又屡次出兵对付西北藩王的叛乱，同时拉开了灭宋战争的序幕，军需浩繁；加之按照蒙古惯例，每年需对诸王勋戚进行厚赐；还有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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