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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事及宫廷宴筵等，所费也极为可观。凡此种种，造成财政开支骤增，忽必烈急于敛财以增加国库收入。
（3）中统三年，在山东发生“李檀之乱”，涉及汉臣甚多，尤其是当朝宰相王文统也参与了李檀的叛逆活动。这场乱事，大大增加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对汉人的不信任感渐渐体现在他的用人和决策中。
上述三点，以第三点最为关键。史载：李檀之乱被平定后，“西域之人为（王文统）所压抑者，伏阙群言：‘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注：（元）姚燧：《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这些回回人乘机向忽必烈表白他们在政治上较汉人为可靠。这正符合了此时忽必烈的需要。元初，回回商人已遍布中原各地，“兴贩营运百色”，（注：（元）王恽：《秋涧集》卷88《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经济力量相当雄厚。元人许有壬有云：“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域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注：（元）许有壬：《至正集》卷53《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回回人文明程度较高，擅长经商与理财，又远来自中亚等地，在汉地难以作乱。对蒙古统治者来说，这些人可供驱使而不致构成危险，自然是辅佐蒙古统治集团辖治广大汉人的的理想助手。就这样，李檀之乱后，回回人利用忽必烈猜忌汉人、急于功利的心理，乘机崛起，势力迅增。以“聚敛之才”见长的阿合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赏识与重用的。
阿合马等人跃登政坛伊始，就极力推行西域剥削方式（时人称之为回回法或“西域法”）来赋敛民财，这与中原汉制完全背道而驰，自然受到汉族臣僚及汉化的蒙古、色目官贵的反对，由此开始了激烈的汉法、回回法之争。
在汉法、回回法之争中，忽必烈实际是站在阿合马等色目官僚集团一边。在忽必烈的纵容与支持下，以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派势力迅速增长。数年之间，朝廷实权已为阿合马等所攫取，所以被时人称为“权臣”。史称“权臣屡毁汉法”，（注：《元史》卷158《许衡传》。）他们就是企图以回回法来抵消和取代汉族儒臣所倡导实行的汉法，为自身及支持他们的蒙古贵族谋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些“权臣”的行为正迎合了忽必烈的需要，这位最高当政者再也不愿继续为儒臣所鼓吹的“仁政”思想所约束了，正如元人苏天爵所云：“奚当国者急于功利，儒者之言弗获进用。”（注：（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8《静修先生刘公墓表》。）正是因为有恃无恐，所以“权臣屡毁汉法”，气焰甚嚣尘上。此时朝廷上的汉族臣僚已难以同阿合马等相抗衡，实行汉法愈益困难。为此，有的儒臣发出如下怨言：“国朝自中统元年以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如张（文谦）、赵（璧）、姚（枢）、商（挺）、杨（惟中）、许（衡）、王（鹗）之伦。盖尝处朝端、谋王体而断国论矣！固虽圣神广运于上，至于弼谐赞翼、俾之庥明、贞一诸人，不无效焉。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故曰：士之贵贱，特系夫国之轻重、用与不用之间耳！”（注：（元）王恽：《秋涧集》卷46《儒用篇》。）这番话曲折地反映出儒臣由被重用到遭冷落的情状，殊堪玩味。
许衡等汉族儒臣之所以失势，阿合马等色目官僚之所以得势，皆由忽必烈此时的政治倾向所决定。忽必烈愈到后来，偏离汉法的道路愈远，正如清人赵翼对他的评论：“内用聚敛之臣，视民财为土苴；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嗜利黩武之心则根于天性，终其身未尝少变。”（注：（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世祖嗜利黩武》。）已经将理财富国视为当务之急的忽必烈，对于儒家的政治说教不再感兴趣，甚至当面申斥儒臣“不识事机”。（注：《元史》卷205《阿合马传》。）倘无忽必烈的首肯与支持，阿合马之辈是不敢也不能“屡毁汉法”、肆意横行的。以阿合马故意断绝国子学的供给，造成许衡主持的国子学廪饩不继一事为例，可以明显看出忽必烈此时的倾向。对于许衡所以要辞职返乡的原由，忽必烈不会不清楚，真欲挽留住许衡，只需颁发一纸诏书，解决了国子学的廪饩问题，便可达到目的，根本无需要廷臣反复讨论此事。但事情的结局则是“诸生多引去”和“乃听（许）衡还”。（注：《元史》卷158《许衡传》。）可见忽必烈权衡再三后，是宁肯损害许衡也不愿纠罚阿合马，究竟孰轻孰重，忽必烈对人对事的态度昭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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