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然而，忽必烈的重儒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许衡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儒臣一样，其命运随着蒙古最高统治者政治态度的变化而升降浮沉。自至元初年起，朝堂之上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复杂，起因就是在忽必烈的扶持下，逐渐形成一个与众儒臣相对立的政治势力——“理财”权臣派，其代表人物就是回回人阿合马。
    阿合马是第一个为忽必烈重用的“理财”权臣。他出生于中亚花剌子模细浑河（今锡尔河）畔的纳客忒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什干西南），初隶属于弘吉剌部按陈那颜，曾是按陈之女察必（即顺圣皇后）的媵臣，随之入宫。史载“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注：《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随着忽必烈用人政策的变化，以“聚敛之才”见长的阿合马逐渐得到重用，崭露头角。中统三年（1263），阿合马被任命为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管财赋之事。阿合马为显示其能，大兴河南钧、徐等州的冶铁业，使岁产铁103万7千斤，铸造农具20万件，换取官粮4万石；后又增加盐课，弥补了太原地区因私盐泛滥造成的盐课亏欠。这两件事大为忽必烈激赏，更加倚重之。至元元年，阿合马升任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权势愈重。至元三年，朝廷设置总理财政的制国用使司，阿合马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开始总揽全国财政大权。次年正月，设立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此后，忽必烈对阿合马极为倚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注：《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权倾一时的阿合马，强行将回回人理财之法贯彻上下，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忽必烈时期的财经政策。
    为了尽快充实国库以取悦于忽必烈，阿合马厉行聚敛，“一以掊克为事”。（注：《元史》卷173《崔斌传》。） 他利用所掌握的财政大权，用竭泽而渔的手段多方敛财，例如兴铁冶、铸农器以易粟输官，以及增盐税、括户口、钩考（即核查）钱谷、籍括药材、滥发纸钞、立转运司以增课税等等，蠹国虐民，无所不为。正如史书所载：“（阿合马）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注：《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阿合马所作所为，目的即是千方百计地增加财政收入，从而获宠信于忽必烈，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于日益丰盈起来的国库，忽必烈确实感到满意，他曾对人言：“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注：《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其对阿合马的器重，溢于言表。
    阿合马所施行并为忽必烈所支持的聚敛政策，却是对汉法的巨大冲击与破坏。忽必烈即位之初，为了稳定蒙古政权在中原汉地的统治，曾采纳姚枢等儒臣“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的建议，募民屯田，安辑流亡，兴修水利，大力提倡垦殖，以“使百姓安业力农”。（注：《元史》卷8《世祖本纪五》。）这些经济措施，是行汉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由于推行汉法，使中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出现了比较平稳安定的“中统至元初治”，也促使建立于北方草原的大蒙古国转变为以中原汉地为政权中心的元王朝。至阿合马等人掌权后，企图以回回法代替汉法，大肆搜刮聚敛，“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这就使当初施行汉法所建立起来的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正如史载：“阿合马在位日久，益肆贪横……逋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注：《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不仅如此，阿合马还利用忽必烈用人政策发生变化的机会，大肆培植私党，所用者皆容悦谄谀之徒；同时多方排斥打击异己力量。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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