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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推广到各地，最终形成一个按中原王朝传统体制和规模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国家。许衡在辅佐忽必烈采行汉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建言。至元二年（1265），许衡入中书省议事，辅助中书右丞相安童理政。翌年他本着“责难陈善”的态度，呈上著名的《时务五事》奏疏，畅论实行汉法的必要。这道奏疏，几乎包括了许衡的全部施政纲领。他指出：“古今立国规模”的大要，“在得天下心”。对于蒙古统治者来说，“得天下心”的途径是“非行汉法不可”。这是因为“国朝土宇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但是，“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因此他认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注：《许文正公遗书》卷7《奏疏》。） 在奏疏中，许衡一再鼓励忽必烈坚定不移地推行汉法，他说：“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责近效，不恤流言，则致治之功庶几可成矣”。（注：《元史》卷158《许衡传》。） 从根本上说，许衡所说的“行汉法”，就是要恢复“儒治”，即孔孟所说的“王道”、儒家传统的“仁治”——这可以说是许衡政治思想的核心，亦即他“行汉法”政治主张的真谛。在《时务五事》中，许衡还系统阐发了“用人立法”、“为君之难”、“以义为利”、“遂生顺情以建天下之大利”、“礼义从养民心”等主张。总之，《时务五事》可说是许衡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核心是“必行汉法”以恢复儒治。在忽必烈众儒臣中，曾明确而全面地论述应行汉法的只有郝经和许衡。许衡的《时务五事》虽然晚于郝经的《立政议》，但他的论述更加透彻，并提出了对付反对势力的方法。他没有使用“附会汉法”这个概念，而是主张“必行汉法”。可见许衡恢复儒治的政治思想，比起郝经等人来更胜一筹。
2.定制。许衡既具远见卓识又练达时务，他不仅“立言”，而且“谨行”。中统、至元年间，许衡亲身参与了确定“立国规模”的活动，按照中原传统封建王朝的标准，重新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从而奠定了有元一代的体统宏规。史载：“（至元）六年，（世祖）命（许衡）与太常卿徐世隆定朝仪，仪成，帝临观，甚悦。又诏（许衡）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定官制，（许）衡历考古今分并统属之序，去其权摄增置冗长侧置者，凡省部、院台、郡县与夫后妃、诸藩、百司所联属统制，定为图。”许衡所擘画之事往往会遇到阻力。例如忽必烈命许衡“集公卿杂议中书、院台行移之体”时，许衡说：“中书佐天子总国政，院台宜具呈。”枢密院官员商挺、御史台官员高鸣等对此“皆不乐，欲定为咨禀，因大言以动衡曰：‘台院皆宗亲大臣，若一忤，祸不可测。’”危言耸听，自然动摇不了坚持道义纲常的许衡，他针锋相对地回答：“吾论国制耳，何与于人！”最后，由忽必烈裁决：“（许）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注：《元史》卷158《许衡传》。）许衡的政治活动，是其“必行汉法”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3.兴学。兴学是许衡所提倡汉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他在同忽必烈议政时，反复强调“尊儒兴学”的重要性，指出圣贤之道，最重要者有二，一是重农，一是兴学。许衡始终将兴学视为“文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许衡践言力行，全身心地投入到儒学教育中。 许衡于元宪宗四年（1254）依附忽必烈时，最初担任的职务就是京兆提学，在其倡导下，“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注：《元史》卷158《许衡传》。）后来许衡官至国子祭酒，为元朝国子学的创始人。他所确立的国子学制度，成为元代教育制度的成法，影响深远。许衡为了更有效地推行汉法，十分重视在“国族”（即蒙古族）中培育一批儒者，因此建议忽必烈在蒙古官贵当中，“选子弟俊秀者入学”。至元八年春正月，忽必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注：《元史》卷81《选举制一》。）任命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主持国子学。同年五月，又“令蒙古官子弟好学者，兼习算术”。（注：《元史》卷7《世祖本纪四》。）忽必烈对开办国子学相当重视，亲自选拔了一批蒙古贵族子弟交与许衡训教。许衡欣然受命，认为蒙古子弟“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注：《元史》卷158《许衡传》。）许衡所教蒙古族门生，后来果然有不少人“致位卿相，为一代名臣”。（注：（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9《文正许先生神道碑》。）除了在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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