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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揭。
其实许衡对于在蒙古政权下推行汉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早就有清醒的认识，估计会遇到重重阻力，这在其所上《时务五事》奏疏中表达得相当清楚。为了使忽必烈“笃信而坚守汉法”，许衡可说是不遗余力。史称他“每入奏对，以格君心为己任”。（注：《国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许文正公》。）可见许衡非常清楚：倘若不从思想上对蒙古君主尽心改造，使之彻底儒化，则“致治之功”难于实现。可惜事与愿违，许衡所宣讲的那一套“纯乎儒者之道”的理学，终难为忽必烈所理解和接受。正因为如此，许衡最后悻悻地对忽必烈说：“臣所学迂远，与陛下圣谟神算未尽吻合。”（注：《国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许文正公》。）看来许衡的心血是白费了。许衡去世后，时人胡祗鹬为他写了这样的挽诗：“忆昔朝廷求直言，奇谟伟画争后先。对病之药不易得，大策与众殊相悬。不从事事论得失，清流莫若先澄源。曰心曰性阐圣学，敷陈详悉登经筵。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心一片金石坚。当年群儒那解此？迂阔讥议何绵绵。陶钧高志惜未遂，沁南养疾桑麻田。”（注：（元）胡祗鹬：《紫山集》卷4《挽左丞许文正公》。）对于许衡的赍志而殁，其友人是深感惜痛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合马等色目权臣擅政之时，汉法虽然受到损毁，但并未根绝，仍在艰难地施行；汉人儒臣尽管遭到排挤和疏远，但大多仍旧在职，未曾脱离政务。其所以如此，除了忽必烈为平衡各种政治势力，从全局考虑尚须继续利用汉族儒臣外，还因为阿合马等人有一个强有力的对立面——以太子真金为首的一批接受汉化的蒙古贵族勋戚。忽必烈早期的重儒政策，不仅奠定了元朝立国的规模和法度，而且培养出太子真金、中书左丞相安童等一些汉化程度很深的贵族、大臣。受汉文化的长期濡染，真金具有浓厚的重儒思想，奉行“以儒道治天下”的信条，故而对其父信用阿合马实行聚敛政策颇有异议，声称阿合马“实国之大蠹”，（注：《元史》卷115《裕宗传》。）对他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凡是反对阿合马的蒙古亲贵、色目朝臣及汉族官员，均聚集到真金麾下，逐渐在朝中形成一派坚持汉法的政治力量。真金一贯亲近儒臣，对有师生之谊的许衡更是关怀备至。至元十年，当许衡“以疾请还怀”时，真金一方面请求忽必烈任命许衡之子许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奉养其父；同时又遣东宫官员来晓谕许衡说：“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注：《元史》卷158《许衡传》。）真金所说的“道”，无疑是指儒术和汉法，真金对许衡讲“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可见他视许衡为实行汉法、恢复儒治的干城，寄予了很大期望。
尽管真金对阿合马“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注：《元史》卷115《裕宗传》。）阿合马对这位太子也颇为畏惧，（注：[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但由于阿合马的敛财行为正合乎忽必烈的需要，所以得到后者的全力支持，将财政和人事方面的实权俱委付给他，使他“独当国柄”。而汉族儒臣所倚为靠山的真金虽贵为皇太子，又被任为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但并无实际权力。史称真金“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敢“可否君父之命”，“惟有唯默避逊而已”。（注：《元史》卷148《董文忠传》。）至元二十二年，真金陷身于阿合马余党答即归阿散等制造的“禅位”阴谋当中，竟因此忧惧成疾，英年早逝。真金之死，使坚持汉法的朝臣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只能目睹“理财”权臣的飞扬跋扈而无能为力了。至元二十四年，忽必烈出于形势所迫和实际需要，再次改变统治策略，重新开始“重儒”，局面才有所改观。此时一项重大措施是正式设立国子学而定其制，大起学舍，广增生员，完全按照理学要求规定课业，并由许衡的弟子耶律有尚出任国子祭酒。国子学“大抵其教法一遵（许）衡之旧”，“儒风为之丕振”。（注：《元史》卷174《耶律有尚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汉法、回回法之争的终结。有元一代，统治集团内部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峙始终存在，它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始终未曾平息，只不过双方力量的均势时有变化罢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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