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满后，并没有立即参加铨选，而是处于守选状态，故朝廷重新征召他们“行事”时，给予“减一选”的优待。
唐文宗太和元年(827)五月，礼部奏：
“山陵挽郎，准光陵合补二百二十人。伏以近者仕进多门，身名转滥，苟循往例，为弊滋深。若便令停，又乖事体。今请补一百一十人，其余一百一十人，请取前弘文、崇文馆生及已考满太庙斋郎充；如人数不足，兼取前明经充。其中有未过者，请放冬集，仍减两选。已定各集者，减二选。从之。”(23)
这里的斋郎考满后，同样没有立即放选，而是又被选充挽郎；优惠条件是“减两选”。众多史实表明，斋郎考满后，处于守选状态。类似史料在文宗发布的《南郊赦文》、武宗发布的《加尊号后郊天赦文》、宣宗发布的《大中改元南郊赦文》中都有记载。(24)
文宗时，针对斋郎冒名顶替增多的现象，朝廷要求御史台严加点检，“如有替代非正身者，当时禁身推问闻奏，当重科惩。既责躬亲，须议优奖，其斋郎委中书门下商量，量与减选”(25)。即只要本人亲自充任斋郎，可以受到减选的奖励。
可见，唐代中后期斋郎考满守选是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3. 唐代的女性斋郎
原则上斋郎没有女性充任一说，可现实中唐代却有女性充任斋郎的例子。如监察御史郑余庆的曾孙女、吏部郎中郑讷言的孙女郑氏，“景龙之际，属应天皇帝有事於郊庙。夫人年未十岁，以恩泽戚属，选为皇后斋郎。能执豆边，实佐祀事。礼毕，恩诏皆赐一官。其他或受其夫，或受其子。夫人以为家人之道，亲亲尊尊，非常之恩，请让大父。故我郎中有华省之拜”(26)。郑氏身为女性，不可能充任朝官，故把朝廷的赐官让给其祖父郑纳言。从“其他或受其夫，或受其子”一语来看，当时女性充任斋郎者，绝非郑氏一人，而是一个群体，并有相当一部分为已婚女性，故才会将朝廷的赐官让与其夫、其子的可能性。
文献史料对此事也有详细记载，据《新唐书·祝钦明传》，中宗祭祀南郊时，“以皇后为亚献。取大臣李峤等女为斋娘，奉豆边。礼成，诏斋娘有夫者悉进官”。《旧唐书》对此事也有类似记载(27)。可见，当时除了郑余庆曾孙女充任斋娘外，还有李峤之女，其余诸人难以详考。文献史料仅云“斋娘有夫者悉进官”，从墓志材料来看，除了有夫者进官外，无夫之未婚女性，也可以将朝廷赐官让与其家族成员。文献史料称“斋娘”，而墓志径称“斋郎”，反映出此次南郊祭祀女性承担男性角色，充任斋郎的事实，“娘”和“郎”无非为性别的代称而已。
中宗景龙年间，以女性充任斋郎，承担起“接神”职责，在古代中国是非常罕见的。这一时期出现的女性斋郎绝非偶然，因为，中宗以前已有武则天以女主身份登位，武则天之后，又有一批强悍的女性，如韦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她们认为“妇女有参与政治的正当权利”(28)。因此，当时朝廷用女性代替男性充任斋郎，是社会性别意识不严重的表现之一，具有历史的特殊性。
4. 斋郎的释褐官职
毛汉光用墓志拓片考证了唐代斋郎和挽郎的释褐官职及官历，考证出其释褐官职主要有县尉、州参军、州录事参军、率府参军、卫官几类(29)。事实上，除此之外，斋郎的释褐官职还有：
(1)州府诸司参军和王府参军。如，葬于开元九年(721)的张承休，“初以南郊斋郎补兖州兵曹”(30)。终于开元五年(717)的路太一，“以先荫补太庙斋郎，历卫、益、齐三州司功参军”(31)。终于天宝七载(748)的陈祎，弱冠以斋郎擢第，“解褐任睦州参军事”(32)；卒于开元廿八年(740)的沈浩丰，由太庙斋郎选授定王府参军(33)；卒于大历十四年(779)的张翔，“天宝初，自前斋郎调补济王府参军”(34)。
(2)县主簿、县丞。如，卒于天宝九载(750)的颜幼舆，“后土斋郎，调补汝南郡新息县主簿”(35)；崔倰，由太庙斋郎调授太平、东阳二主簿(36)；卒于天宝年间的崔湛，“以门子选斋郎出身，补曹州成武县主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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