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有利于表彰历代为推动历史前进作贡献的“圣主”、“贤主”。[39]

　　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李贽言：

　　前三代，吾不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为尝有是非耳。

　　为此，李贽抨击了传统史学，尤其是官方史学以“假道统”为史。道统为史势必正统相争。李贽指出：“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40]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就是话语霸权的拥有者。传统官方史家有一种观念即是，以孔子为代言人，将圣人作为自己名正言顺的开道者。而这些关于“正统”无谓的争论在明朝成为一大问题。明之为史者，关于元之地位难成一致意见，最终仓皇写出质量不高的《元史》。

　　李贽淡化“正统”观念，而强调人物在社会的实际作用，努力实践自己“批判假道学，呼唤真道学”的信念。李贽在批判宋程朱理学时提出：

　　自秦而汉而唐而后至于宋，中间历晋以及五代，无虑千数百年，若谓地尽不全，则人皆渴死久矣；若谓人尽不得道，则人道灭矣，何以能长世也？终遂泯灭不见，混沌无闻，直待有宋而始开辟而后可也。何宋室愈以不竞，奄奄如垂绝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传者哉？[41]

　　李贽还指出，宋儒所倡的道统“好自尊大标帜”。认为宋儒之道统自高自大，自我标榜。他认为假道学家们：

　　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42]

　　李贽褒扬历史上善于改革，突发进取之人。如他在《藏书》中列“大臣”一目，其下列如叔孙通等“因时大臣”、如娄师烈等“忍辱大臣”、如萧何等“结主大臣”、如郭子仪等“容人大臣”、如乐毅等“忠诚大臣”之目。又列“名臣”一目，下有经世、强主、富国、讽谏、循良、才力、智谋及直节各目。与之而对作“贼臣”一目，下有盗贼、妖贼、贪贼、反贼、残贼、逆贼及奸贼各目。谁是谁非，一目了然。

　　在李贽那里，“呼唤真道学”成为他自命的责任。

　　此外，李贽还具有由“经世致用”衍生而来“民本”的价值观。《云南通志》关于李贽事迹的记载如下：

　　李载贽，晋江人，举人，万历五年，知姚安府事。性严洁，民间时罹火灾，为建火神庙，祷而禳之。在官三年，自劾免归，士民攀辕卧道，车不能发。[43]

　　此条材料从侧面反映李贽于云南为官能得百姓爱戴之情况。为政的民本思想，在其史学思想中有所体现。

　　李贽在谈到齐国最后为秦所火的原因时，指出：

　　干戈不格且四十年，战国之民，齐何独幸与！夫天之立君，本以为民尔。由此观之，虽谓建有大功德于民亦可。[44]

　　不仅如此，李贽对所谓的“商人”阶层给与关注和同情，他指出：

　　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得者也。[45]

　　此语不仅反映了李贽对传统重农抑商观念的抛弃，更是对“四民”之最底层的商人的充满同情，民本之情可见一般。

　　传统宋明理学强调理的言说在明季清初以显示出学术发展的自然嬗变的动向，经世致用在此以及接下来的时代成为知识分子的一大重要思想。李贽的经世思想大有启发后来思想学术风气的作用。但值得指出的是，李贽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与其他人的经世思想存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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