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矣。或谓先生之为人，与其所为书，疑信者往往相伴，何居？余谓此两者皆遥闻声而相思，未见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迈肃洁，如泰华崇严，不可昵近，听其冷冷然，尘土俱尽，而实本人情，切物理，一一当实不虚，盖一被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31]
马经纶在给一封友人的心中说：
吾友为谁？李卓吾先生是也。虽吾友，实吾师也。乐圣人之道，论圣人之经，若世所梓行《易因》及《道吾录》诸书，真上足以阐羲、文、孔、孟之心传，下足以绍周、邵、陈、王之嫡统者也。
李贽之师友对李贽之奇是往往抱理解或忍受态度的。然而，当世之时，学人百姓其之者不计其数。人们对其书，其而不绝观读。在后来历史中，李贽的地位和名声一直不得以提升。
谢肇淛在他的《五杂俎》中写到：
近时吾闽李贽，先仕宦至太守，而后削发为僧，又不居山寺，而遨游四方以干权贵。人多谓其口，而善待之。拥传出入，（）首坐肩舆，张黄盖，前后呵殿。余时客山东，李方客司空刘公东星之门，意气张甚，郡县大夫莫敢与君茵伏。余甚恶之，不与通。无何，入京师，以罪下狱。此近乎人妖者矣。[32]
“人妖”之斥，不轻于“异端”。如果说民间尚对李贽之人有着无断无果之评论，那么在官方则几近异口同词的贬诋着。《明书》中，李贽有传，然却在“异教传”中，存在于此卷实乃本然。史记者以“卫道者”的身份指出“后士风大都由其染化，亦孔子之道一大厄也。”[3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谈及李贽时指出：
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特以贽大言欺世，同时若焦竑诸人几推之以为圣人。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34]
贽所著《藏书》，为小人无忌惮之尤。
种种蹖驳，毫无以利，总无一长之可取也。[35]
顾亭林在《日知录》里同样也提到，“愚按：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36]
关于李贽的评价与定位，在当代亦有分歧，此不详论。
四、李贽之史学价值观
传统意义构建下的李贽在史学界是鲜有人提的。探讨其史学理念，既有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其人，也能裨益理解中国古代史学变迁在明清之嬗变。
李贽的书籍并非纯粹在于偏执思想之表达。汤义仍曾经提到：
世假李氏书伙盛，真出其手者雅推《藏书》、《焚书》、《说书》。《藏书》藏不尽，《焚书》焚不禁，《说书》说不尽，而为经史集，靡不具备。[37]
卓吾之书在“四库”有《藏书》、《续藏书》列与“史部·别史类存目”。故而，研究李贽之史学观念着力从其《藏书》、《续藏书》、《焚书》以及《史纲评要》等书而论。
1.“经世致用”价值观
关于李贽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已有人注意。任冠文指出：“细观《藏书》会发现书中主要是推崇表彰统一国家、发展经济、巩固政权、推动历史前进的历代‘圣主'、‘贤主'、‘强主'以及‘富国'名臣,以达到‘经世'的现实目的。”[38]
诚如各家所指，李贽《藏书》一大特点即在于创立了“世纪体”。世纪体的创立，任先生给出积极评价：
显然李贽是将本纪、世家二体相合,自创世纪一体。如此一合,正可适应李贽著史经世的目的:
其一,它为从国家统一角度记载历史提供了方便。由于将本纪、世家二体相合,所以史书中不再存在以往争论不休的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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