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是非无定”价值观

　　李贽的思想与当时不合主流，其中重要的一点即在于他对传统儒家价值观念的扬弃。在评价历史人物中所应采取的价值观念，李贽对历代“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指出：

　　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夫子复今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行赏罚哉！[46]

　　他指出，不应把孔子的是非看成定论，其实是对儒家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批评。他在评价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时，指出：

　　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嘉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47]

　　李贽认为，历代把孔子作为崇拜对象，极端情况以至于孔子以前之人不为人。他指出：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48]

　　其实，李贽本人在其文章中点评历史人物，总带着自己的思想，而其显然有着自己的评价标准。李贽的是非无定，主要还是针对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而言的，他告诫读者：

　　览则一任诸君览观，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49]

　　但须指出的是，李贽虽然提出“是非无定”的史观，但其并非认为历史不可认识，他自己对历史做出的评价就说明历史是能给出评价和可知的。笔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学者将李贽“划成分”到不可知论领域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同时，李贽强调评价历史“无以孔夫子之定行赏罚”来判断，其观点并非将儒家价值观彻底否定，而是认为不应该一味孤立的从儒家观念出发，抱着唯一的偏见行事。事实上，李贽的时代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将儒家思想的影响彻底抛开，他不可能将儒家价值观全盘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对李贽思想“异端”的评价是言过其实的。

　　综上所述，李贽以史言志，将“经世致用”和“是非无定”的思想贯入史学著述中。今人见李贽思想家大名，忽视史学观念，实为一损失。笔者认为，李贽确确实实能在思想领域有得较显著的地位，但至于其著史书是为其思想服务的论调是值得怀疑的。因而，“发掘”李贽的史学价值观有助于从新的角度新的领域来重新审视史学本身的内涵。

注释：

[1]关于李贽生平研究的最简明著作参见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著《李卓吾年谱》。

[2]李贽年三十三岁始任教官一直到三十七岁，其祖父竹轩丧而奔温陵。先后三年，其三个子女（次子，二女，三女）因饥而殇。李贽共有四子三女，但除大女儿以外，其他皆早夭。李贽在命运中遇到的这一打击未尝不对其思想产生冲击。

[3]《焚书》：《阳明年谱后语》，第12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明儒学案》卷十四，《徐用检传》。

[5]《焚书》：《卓吾论略》，第8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6]参见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第222页，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李与耿向定的分歧尤大，但后来矛盾后又和解，这不得不说明了李贽人生的矛盾。大多数人是愿意接纳有常规思维的人的，李贽在求偏执不得好果的情况下，不得不委屈心志而求得容身之所或一时平安。

[7]。《焚书》：《哭耿子庸四首》其二，第21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8]铃木虎雄指出了两点，一为“不愿受人管束”，二为“因为别人既然看是异端了，便不得不为异端之貌示人”。铃木以以下诸端为由，《豫约》中所述“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和《与曾继泉书》所述“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与曾继泉书》有云“此世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视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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