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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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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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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半农半牧区兼业者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正是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注：[美]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著、赵敏求译：《中国的边疆》第41页，正中书局，1936年。）。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文化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他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的套环式。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注：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b. 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96～31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轴头等马具、车具，研究表明它们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注：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第227～305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53～158页。）。有了马具，掌握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中原农业民族称早期的游牧人为“戎”、“狄”，与处于半农半牧的兼业状态不同，这时的“戎”、“狄”民族已经脱离定居生活，有了独属于自己的游牧活动空间，并呈插花式地分布在农牧交错带地区。
游牧区域突破插花式的分布状态而连为整体，农牧交错带真正成为农耕区与畜牧区分界的时间约在公元前4世纪。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格鲁塞、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事，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注：a. [美]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著、赵敏求译：《中国的边疆》，第39页。
b. [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第44～48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c. [日]江上波夫著、张承志译：《骑马民族国家》第12～1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括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虽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但这一应对措施却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他们不但在空间上突破了插花式的分布状态而将游牧区连为整体，而且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离，可以说直至这时真正意义上的农牧交错带才确立了。
自公元前1500年前气候开始转向冷干，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人群南迁、东迁，至公元前4世纪完成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空间分离，导致农牧交错带确立。1000余年中，农牧交错带从甘青至内蒙古东部、辽西一线向南移动了2～5个纬度。史念海先生指出，春秋时期农牧分界线的基本走向从今陕西泾阳、白水、韩城诸县、市，达于黄河之滨，由龙门山东越黄河，经山西屈县南，循吕梁山东麓东北行，至于今山西阳曲县北，东南绕今盂县南，东至太行山，再循太行山东麓，过燕国都城蓟之北，东南达于渤海之滨（注：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第512～547页，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这条农牧分界线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龙门、碣石一线，它属于农牧交错带的南界，界线以西、以北由农牧交融状态过渡到草原游牧区；界线以东、以南逐渐进入农耕区。农牧交错带以其鲜明的特征构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人文与自然界线。 << 上一页 [11]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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