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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与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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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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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逐渐从乡村转向城市。而滞留乡村的士绅的功能在退化，或老成凋谢，或消极因循，大多丧失了完整的社会整合能力而蜕变为单纯的地主和高利贷者。[2]
面对几乎失序的乡村社会，南京政府必须重建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价值信仰系统才能对乡村社会行使有效的统治。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先后颁布实施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各县甲整编办法》、《乡(镇)组织暂行条例》等，保甲制成为国民政府在乡村层级的基本行政单位。
保甲制度是中国传统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也是中国历史上为应付战乱、统治民力的一种制度。保甲制的推行，是国民政府借助传统的组织形式把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的尝试。国民政府希冀通过国家政权的介入，整合失序的乡村社会，强化基层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保甲制已由民众的军事组织进而为国家内政之设施，再进而为社会事业、经济建设运用之枢纽”[3] (P55)。以保甲制为核心，国民政府力图在乡村重建乡村权力结构，实现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的转换。
但是，以保甲制来推进地方行政机构正规化建设的努力，欠缺充足的财政支持，也无法吸引乡村精英，南京政府只能依靠乡村原有的体制和规则履行其行政职能。（注：杜赞奇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用以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的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5—67页。） 保甲制预期的整合地方社会的功能无从发挥，二联乡保甲的主要任务就是：实行连坐、摊派捐款、征抓壮丁。（注：《淮北乡村调查》，第40页。）在国家政权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地方社会资源的抽取时，传统的血缘团体和地方性规则，逐渐侵袭基层化的地方行政组织，抵制和削弱了国民政府对乡村政治体制的改造。当国家政权入侵、“权力”(上述组织与关系)的网络被破坏时，“文化”中的象征价值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一时找不到认同的象征和规范，但是象征生产的深层体系生产机制并不一定发生真正的变化和破坏。就是说，权力的文化网络只是在组织和关系形式上被刷新了，被破坏的是表面的制度、等级组织以及国家、乡绅和地方社会之间的角色关系，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的内容变化，内衍的恰恰是文化深层的象征生产体系，从而无法建立新型的制度和价值规范。[4] 传统的血缘团体和地方性规则成为支配保甲组织的主导因素，掌控了乡村社会行政权力的话语权。南京政府计划中建立政府权威来渗透乡村、控制乡村的目的宣告失败。
近代地方行政体系，是国家行政权力向乡村基层社会延伸，以制度的合法性代替文化传统的合法性，从而完成国家政权建设，有效地控制基层社会。但是，国家权力的加强却导致政权的“内卷化”，制度合法性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其结果是政权的无力化、政治文化的地方化。抗战爆发后，时局动荡，国民政府基层政权的负面特征被放大。原有松散的地方基层组织无法有效地动员、组织民众抗战。“敌至则放弃一切，逃溃劫掠。敌去则搜劫行旅，抢劫村舍。……省政狷削，致令生不如死，冤无可伸。”[5] (P332)战争凸显了乡村社会重建的必要性。
二、民族战争中的乡村变动
抗日战争摧毁了疲弱保守的中国乡村政治秩序，刺激了民族意识的萌发，也带来了乡村社会重建之契机。在传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直到现在，敌顽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动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6]
日军的入侵瓦解了无力化的民国基层政治秩序，旧有制度分崩离析。在民国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无法有效组织民众抗战的情况下，中共务实地从农民切身利益为开始了动员民众，改造乡村社会的历史进程。“只有民众积极起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护国家与民族。…发动民众起来积极的适当的保护其本身的利益，也是直接的发动民政起来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抓住目前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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