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了转移政策的意义和后果。在1969年2-3月(正好是大规模下乡运动的初期)召开的计划会议上，周恩来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中回答了某些代表提出的问题：如果城市工厂需要劳动力怎么办(见顾洪章、马克森，1996：85)。这些问题表明，下乡政策完成了一次重心大转移：文革前的问题是城市青年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文革后的问题则成了到哪里寻找劳动力以代替下放知青。
我们只要看看城市增长问题就可以清楚，在大规模下放时期(1968-1977)，知青和数百万其他城市居民(干部、知识分子、“闲散人员”、坏分子)的外迁所带来的“成果”，都被农村居民的永久性迁入抵消了。
上表表明，在1968-1977年间，尽管有将近900万知青、外加几百万其他城市居民(大约300-500万)从城市迁出，但存在着大致的平衡。这似乎表明，要么从农村雇用的劳动力数量多于800万，要么是这个数字包括了与他们合法团聚的家属。
由此可见，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文革之后的下乡运动而言，就业和控制城市化的问题是从属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的。这并不是说负责具体落实的领导人不起作用，但他们对这场运动的规模和形式影响甚微。毛泽东在1966年宣称，任何时候都要“政治挂帅”（注：见1966年第1期《红旗》杂志社论。）他为了在下乡问题上让这项指示得到肯定，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
可见，下乡运动的动机是多重的，不同的时期侧重点也有所变化，这主要由于当时高层有不同意见。从下乡政策和管理的变化上即可看到这一点。
三、计划与组织：最高层之间的关系
从文革伊始到1976年毛去世，各级官僚的表现确有些悲壮。最高领袖的政治理想把这个大国搞得动荡不安，他们则费尽心力地试图按照“科学唯物主义”为它建立某种秩序和计划。根据中国学者和离职干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撰写的著作，我们现在对主要领导人在下乡问题上的想法和行动，以及他们对这场运动的行政管理，才有了更好的了解。
政府对文革前的下乡活动尝试过认真的计划和组织。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机构，负责为全国和省级的下乡活动起草计划和组织日常会议。（注：关于1962年到1982年负责下派工作的官方机构的演变，参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245-250。）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6月提出了一个15年计划，它很快又变成了18年计划。该计划认为，刚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在两年后收到成效，当16年后年轻人达到就业年龄时，将发生劳动力供应的下降。这个非常粗略的纲领性文件从未公布过，但每年都制定一个计划。1964年1月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向农村安置城市知青的领导小组，由当时分管农垦局的副总理谭震林任组长。由于当时的下放工作是根据自愿和半自愿的原则加以组织，谭似乎很清楚说服大量知青离城的困难。在1965年秋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旨在将1100-1200万知青下放农村的15年计划。在会议刚开始时，他预计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将有600万青年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但他在会议结束时预测，这一时期只有366万人能够离城(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76-79)。
文革使所有的长期计划落空，专职部门都被撤消，大多数知青也趁机返城。但在1967年底和1968年初，他们又被强制返回农村。
当下放工作在1968-1969年以更大规模重新启动时，强调的是干部群众贯彻毛主席指示的热情，而不是计划和组织。谭震林在1967年2月被解除官职，此后领导小组及其管理部门中央安置办也撤销。进驻所有学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竭力贯彻毛的指示。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在这些混乱日子里，中国的官僚仍然恪尽职守，落实政治领袖的决策。然而安置办虽然备受批评，领导也被撤职，它却仍在“秘密”工作，并两次搬家(见顾洪章、马克森，1996：89、93)。1969年12月。它脱离农垦局与劳动局合并，该局的军代表成了它的领导。当时有两名干部在中央一级负责1960年以来下放的大约600万知青的工作。1970年6月，这个局更名为“安置小组”，被并入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的劳动局。它的名称从未见于报端，但一直存在并出版一份内部通报。在1969年2、3月间的国家计划会议上，决定该年下放400万知青到农村。这一庞大的数字完全是以当时的革命热情为基础，表明了此项计划未必反映着经济理性，而是用于把乌托邦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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