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之一） |
 |
时间：2009-7-24 13:47:23 来源：不详
|
|
|
nbsp; 1968年，为管理下放工作成立了一些专门机构，由于这项工作是在地方一级展开，所以它们有不同的名称，职能也略有不同，隶属于不同的部门(见刘小萌，1998：275-284)。直到1973年，在有利的政治形势下(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开始着手对这场运动加以整顿。然而毛泽东后来又使这场在1971-1972年失去动力的运动重新复活。1973年4月27日，周召集了一个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下乡运动，表示要对毛的愿望迅速做出反应。同时将文革前下乡工作中的经济理性、良好的管理和计划重新引入这一运动。
1973年以后，这一运动无疑得到了更好的计划和组织。这年10月，成立了负责知青安置的领导小组“知青办公室”，对贯彻领导的决定起了重要作用。但知青办隶属的领导小组在1976年以前并不存在，原因不详。知青办干部为一个不存在的领导小组工作，并没有明确方向。当它在1976年终于成立时，知青办成立已经快三年了(顾洪章、胡梦洲，1996：136、247)。1973年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并在随后推行的改革，又给下乡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使下放青年的人数再次增长，这也意味着对某些极左意识形态目标的摒弃。例如。免予下乡的条件种类增多了，这与全面下乡的潜在要求是相悖的；知青主要下放到他们所在城市的郊区。在全国知青会议之后形成的株洲模式中，将知青与农民分开，在独立的农业单位中劳动。
1973年的改革为1978年之前的下乡运动制定了大方向，这似乎是意识形态与理性的管理之间的某种妥协。但这种妥协是脆弱的，经常被动摇。大学高考的恢复导致了张铁生事件，激进派把这个在考试中交白卷的人称为英雄。极左派也开始抨击官僚，揭露一些干部为了让子女回城或上大学而走后门。然而毛泽东怒斥了这种抨击，他在内部讲话中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走前门的也有坏人。”同时江青给河南的一个知青写信，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批孔运动，赞扬他们“扎根农村取得的成就”(刘小萌，1998：548-555；顾洪章、马克森，1996：126-127)。这是极左派把知青争取到自己一边而做的努力，他们“批周公”，反对温和派允许知青下放几年后返城的做法。由于周恩来对宣传部门发出严厉批示，这封信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响应，但也没有挡住他们利用一些知青典型去反对周恩来和他去世后可能接班的邓小平。
“四人帮”后来攻击邓小平时，便是在下乡政策和大学生选拔方式上大做文章。极左派抨击他赞成知青返城，他们要让知青扎根农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而邓小平则要“拔根”。实际上，当时的“拔根派”并不反对知青下放，但他们赞成轮换制度。负责下乡运动的官员在这一问题上持有轮换还是定居两种意见。这是知青办一直要求抓紧成立领导小组的原因之一。但采取主动的依然是毛泽东，起因还是一封“群众”来信。1976年1月16日，两个陕西村民给毛写信说，他们无法在城市工厂就业，而农民没有推荐的城市知青却得到了这些工作。让农村青年得到这些工作才更公平，更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毛在这封信上批示说：“送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为贯彻毛泽东这最后一条有关下乡问题的指示，领导小组终于建立起来，由陈永贵任组长。他开始为一次全国性会议做准备。由于意见分歧，准备工作颇费周折，以至于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时准备工作仍未就绪。在极左派影响下写成的一个报告于8月28日送交当权者，但9月9日毛的去世中断了所有准备工作(顾洪章、胡梦洲，1996：130-132)。同时，邓小平随后也被撤职。1976年9月底的一篇官方文章宣称，“发动和领导”批邓斗争的原因之一，就是毛强烈反对邓小平修改下乡政策。（注：见1976年9月27日《光明日报》第3版。）事实上，毛在生前绝不允许其他领导人质疑或修改他的上山下乡观点，更一般地说是他的教育方针。
从1962年到毛去世，毛对下乡运动的想法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动机，而温和派领导的想法则主要取决于他们认识到的经济必要性。但从长期来看，每一方都需要对方。只有毛的最高指示才能动员千千万万的百姓及干部，但是实际工作只有庞大的官僚队伍才能实行。在下乡运动期间任何领导人都不反对下放政策，毛去世后依然如此。华国锋在1977年仍然热心维护这一政策。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