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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沈荩与“沈荩案”若干史实的补证

时间:2009-7-24 13:47:28  来源:不详
声紧张的情况下独自一人离开北京的。虽然这是刘鹗记载梦境之作,但想必是他现实心境的反映。由此推断,沈荩是1901年4月下旬以后离开北京去天津的。
刘鹗的《壬寅日记》中记载他于壬寅年(1902年)四月十八、七月初九、二十五曾三次去天津,并都与沈荩会晤,同时也记载了沈荩于八月至十一月曾六次自津入京,也都会晤了刘鹗。[7](143-207)可见,沈荩在1901年春离开北京后至少到1902年底一直在天津。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沈荩在天津做什么?他频繁往来于京津之间是为什么呢?现有的大部分记载称沈荩担任了一家日本人办的报纸——《天津日日新闻》的记者。《天津日日新闻》是日本驻天津领事馆于1902年出资创办的一家报纸,其社长兼总编辑是刘鹗的好友方若(字药雨)。从这层关系来说,刘鹗介绍沈荩到《天津日日新闻》工作也不是不可能的。刘鹗的儿子刘大绅回忆说:“方拳乱后未数年,京曹中有沈禹希,连梦青两先生者,均与《天津日日新闻》之方药雨先生为友。”这里明确提到沈荩是方若的朋友,没有提他是记者。提到沈荩向方若提供消息时也是说:“某日沈以事赴津,偶语方先生以中朝事,方先生登之报端。”[7](391-392)《刘鹗年谱》也采此说:“梦青与沈愚溪同居京曹,而均善于天津《日日新闻》主笔方若,愚溪语若以朝事,若揭诸报端。”[8](42)刘鹗《壬寅日记》中记载他1902年几次到天津见到沈荩,沈荩又几次到北京见他,以及他给沈荩写信,其中没有谈及沈荩的职业,但也给我们一些借以推测的资料[7](143-207)。第一,刘鹗几次到天津,都是住在《天津日日新闻》的寓所(据刘鹗后代回忆,因刘鹗与方若关系非常密切,方若专门为刘鹗在《天津日日新闻》备有寓所,供其来天津时住宿),[7](208)沈荩都陪同他。这说明,沈荩也可能住在《天津日日新闻》报馆。第二,刘鹗在《壬寅日记》中三次提到沈荩来京与古董字画有关的内容。壬寅八月初三日(1902年9月4日):“沈虞希自天津来,携一砖、一五铢范以来”;八月二十三日(9月24日):“午后沈虞希来……予赠药雨之砖嘱其携去”;九月十三日(10月14日):“沈虞希至(自)天津来,……夜虞希来谈,跋《瘗鹤铭》、《颖上兰亭》”。刘鹗和方若都是著名的古玩文物收藏家,互相之间经常有古董字画相赠,可以认为,沈荩来京带来带去的古董字画,应该是为刘鹗和方若传递。由此可以推断,沈荩在天津的工作与方若有关。第三,在该日记中,刘鹗还提到和沈荩的一些似乎与印刷有关的往来。七月二十七日(8月30日):“……寄信封花样给虞希”;九月二十八日(10月29日):“午后,沈虞希来,所印格那士估单亦来”,似乎是刘鹗委托沈荩给他印了一些信封和估单之类的东西。从这些资料推断,是否可以这样推测:沈荩确实在《天津日日新闻》报馆谋事,但不是记者,而是管理印刷厂的职员。

    三、关于沈荩被捕以及告密者的身份
沈荩是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五日(1903年7月19日)被人告密而遭清廷逮捕的。各种记载都称向西太后告密的是庆宽和吴式钊,但似乎都没有直接的材料证实。清“宫中奏折档”中存有没有署名的告密说帖。从其内容中可以大致看出沈荩被人告密的情况,也可据此对告密者的身份进行一些推测。告密说帖内容如下:
谨探访富有票首逆沈克,去岁潜隐京师南城外,行趾无定。去岁布散逆信,难保不非所作。而且时与外洋内地匪党及大学堂同乡办事人密通消息。查该逆曾经两湖督臣张之洞奏参通缉,并知照各国领事在案。湖北前将康逆所用首犯唐才常拏获正法,其余从党多未就获。刻下沈逆既已来京,必有密谋。若不设法歼除,诚恐异外生节。奴才愚忠愚见,探妥踪迹,一面觅人具奏,一面即时联络同志识认者设法诱挐,庶不至漏风逃遁。奴才虽访有此事,甚为踌躇,究未敢擅便从事,谨具说帖密陈,伏乞慈鉴。如何请暂勿露洩,俟访确迹,再行捕拏交部。非如此办法,不足以昭慎密。若俟从前捕康逆办法,必至打草惊蛇,任其漏网。奴才谨陈办法,伏候圣裁[5](278)。
说帖称沈荩“去岁潜隐京师南城外,行趾无定”,由此可以推测:可能是沈荩于1902年底或1903年初又到了北京。说帖中有沈荩“时与外洋内地匪党及大学堂同乡办事人密通消息”之语,这说明在这段时间里,沈荩曾结识和游说清朝廷有关人士,以刺探清廷内幕。而他结识和游说的人中有一个是吴式钊。吴式钊,原籍云南,生于湖南,戊戌前在湖南参加一个叫“湘社”的文人团体的活动,与沈荩有过来往。后到京城,为翰林院编修。1898年,英国福公司以刘鹗为中介与河南豫丰公司合作开发河南煤矿。因刘鹗不便出面,由吴式钊以豫丰公司名义与福公司订立《河南矿务合同章程》。后来此事遭河南士绅反对,清政府革除了吴式钊的翰林院编修职,并被递解回籍[9](89)。庚子年他来到北京,希望寻找机会恢复原职。他与刘鹗多有往来,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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