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清廷急于杖毙沈荩的原因

由于庆宽和吴式钊的告密，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五日（1903年7月10日）沈荩在北京东单牌楼三条胡同被清廷逮捕。被捕后，沈荩作为要犯在刑部受审。开始，沈荩一口咬定不是沈克，也不是湖南人，而是江苏人沈荩。清廷一方面着张之洞致电署湖广总督端方，命“密加询访，如确有识认沈克之人，迅速资遣来京，令其辨认，以别真伪”[5](278)。另一方面传吴式钊到案对质。沈荩始知被小人出卖，于是对参加自立军之事直认不讳。清廷对沈荩犹恐杀之不及，沈荩既已供认，就不待湖北遣人前来辨认，急匆匆于六月初八日（7月13日）着军机处传旨刑部：
本日贵部审明会匪沈荩即沈克，照章定拟一折，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万岁月内例不行刑，著即日立毙杖下，钦此。”相应传知贵部钦遵办理可也[12]。
刑部接旨后，即杖苔沈荩达四个小时之久，最后又以绳子将其勒死。据说沈荩死后，原广西提督苏元春、名妓赛金花都获罪入刑部狱，都曾关押在沈荩被杖毙的牢房。戊戌时期的著名帝党人士王照也曾于光绪三十年获罪入刑部大狱，也被关押在此牢房。他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对沈荩被杖毙事作了较详细记载：
光绪二十九年，湖南沈渔溪（名荩），被吴式钊谮陷入狱。夜半宫中传出一纸，天未明而沈已碎尸矣。其明年，余入狱所居即沈之屋，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狱卒言，夜半有官来，遵太后手谕就狱中杖毙，令狱吏以病相报。沈体极壮，群杖交下，遍身伤折，久不死。边击至两三点钟，气始绝云[4](31)。
前述军机处传旨刑部说是“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下令将沈荩“即日立毙杖下”，王照听狱卒传言所记为“遵太后手谕就狱中杖毙”。两种记载有此许差别，但都反映出西太后急于将沈荩处死的心情。为什么西太后这样急于将沈荩杖毙呢？沈荩死后，革命派的报纸《江苏》和《浙江潮》以不同题目发表了同一篇时评，对清廷要杖毙沈荩的原因进行了如下分析：
沈荩之被惨戮，其原因终不得而知。或日：满政府与俄人订密约七条时，沈君适为天津某报馆之访事，闻之而首发表于某报纸。其事既表白于天下，于是内地各处电达政府，竭力抗拒者理相接。满政府因而怒沈君，遂杖杀之[5](309)。
接着章士钊以黄中黄的笔名写了《沈荩》一文，将这种说法进一步具体化，他在列举了所谓“中俄密约”的内容后说：
此密约也，乃诡秘不可端倪，虽得联俄派之画诺，方未得间以暴白于外。无何，尽腾载于日本各新闻，号外号外之声，大激动东京吾国留学生之脑，电达全国，到处响应。义勇队、革命军等名词，突兀出现。而各国亦大起不平之论，咸用诘责。满政府陡遇此内部外部之逼拶，茫然不知所为。久之思得其故，必发难于白云观之中也，则机事之泄，群言沈荩之所为，盖荩乃任日本某报之探访员者也。此次密约，确由荩以侦探手段得之[5](303)。
这种分析被当时的革命派及其宣传工具所广泛接受。冯自由在《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中介绍沈荩时说，沈荩在“丁未（一九○七）六月，以揭发中俄密约为清西后刑毙杖下”[13](45)。其后又在《庚子唐才常汉口自立军实录》中说沈荩“因在报上揭发清廷与俄人私订密约，事为李莲英、庆宽告密，清太后那拉命以非刑立毙杖下，中外哗然，时在丁未（民国前五年）六月初八日”[14](27)。冯自由的记载除沈荩被杖毙的时间明显有误外，沈荩被杖毙的原因基本采用《浙江潮》以及黄中黄的说法。直到现在大部分近代人物传记和词典也基本采用此说。
然而考诸史实，以上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所谓《中俄密约》，显然不是指中国近代史上通常所讲的李鸿章于1896年在俄国彼得堡与俄国政府签订的《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根据黄中黄《沈荩》一书中所列“《中俄密约》”七条内容，显然是指1903年4月18日沙俄为实现其侵略野心，作为在东北三省撤军条件而秘密向清政府提出的“七条要求”。但是，这“七条要求”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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