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物评价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盖棺定论”思想根深蒂固。但从历史学的发展史上看，很少有历史人物能有定论。从评价客体的复杂性及其活动价值随着社会发展而不一致方面来讲，“盖棺定论”是不可能的。从评价主体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以及认识要不断的反复方面来讲，同样不可能有“盖棺定论”。“盖棺定论”限制了史家主体意识的发挥，弱化了人们的思维，因此要改变“定论”模式，充分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宽容的态度研究历史人物，方能使历史人物评价不断向真理方向发展，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摘 要 题】史学理论

【关 键 词】人物评价/盖棺定论/评价主体/评价客体

【正 文】
从事历史研究时，常常在研究之前就存在一些习惯性看法，如“历史早已有结论”、“已有定论”，以及某某机关和权威已做出“结论”或“决议”等等。在这些“结论”面前，许多史学工作者常常把它作为前提和遵循的准则，对这些具体问题只做顺论，如与己见不合，或却步不前，或绕道而行。
具体到人物评价中，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提“千古不变之真理”，但由定论所涵养成的思维定势却是存在的，改变起来很不容易。当一种新的观点提出来之后，人们的反映首先是这种说法与书上的是否“一致”，是否与传统的观念互相冲突，而不是去分析它是否具有合理性。有人甚至说：“对这个人的评价早已有定论，何必再讨论！”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可是，自从有历史学以来，就有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多少历史人物是我们能够“盖棺定论”的呢？即使这样，很多人也没有改变他们顽固的思想观念，坚信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定论”。还有一些人也承认不可能对历史人物下定论，可是在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方法，包括其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方法、下结论的方式等等，让人感觉到，事实上都未能脱离“盖棺定论”模式的窠臼。本文主要从评价主体和客体方面分析“盖棺定论”的不可行性。

　　　　一、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客体与“盖棺定论”

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客体是已经成为过去而且一般都是在历史上有所影响的人。人的一生活动不是单一的，而是表现出多面性或复杂性，一生中只有一种表现的历史人物是很少的。因为人都是一定社会和一定时代的人，当时社会的一切对历史人物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即使定力再高的人，也不可能不受社会和时代的熏陶和制约，社会和时代的特性时时改变着他们既定的生活道路和思想观念，很多时候往往会走上他们初衷的反面，这是历史的常态。对众多的历史人物，我们用一种固定的结论是无法总括他的一生的，特别是，如果这种定论受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那就离历史事实更远了。
例如，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一生经历了许多风云变幻、斗争波澜，可以说多变是其人生的特征。他从小求学于王闿运门下，受王“帝王之学”熏陶。后留学日本，寻求挽救中国危亡、变积弱为富强的道路。曾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依附袁世凯，并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组成“筹安会”，自任会长，为恢复帝制策划。袁世凯死后，杨度思想发生转变。1922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的委托，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次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在此前后，他在京与李大钊、胡鄂公等交往，接触新思想。1924年，受孙中山委托，为配合北伐，与北洋军阀周旋，进行分化瓦解，其时他的思想已向马克思主义靠拢。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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