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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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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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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在今天，要说评价历史人物有什么意义，其意义可能正在于此。在司马迁的笔下，同情的理解，不是类己者的小世界，而是天人古今的大世界；不是一己之言，而是一家之言；不是对所爱者的溢美，对所恶者的欲加之罪，而是对历史和人性全神贯注的思索与悲悯。张謇在《追悼孙中山演说》中评论孙中山时曾说：“鄙人要我国人以公平之心，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这句话也应该成为史学家们的座右铭！[14]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真正是一个风云人物。一百多年来，对于他签订那么多的卖国条约，史学家和在教科书影响下的平民百姓是十分痛恨的，因而他的“卖国贼”身份一直不能被拿掉。（注：电视剧《走向共和》播出之后，荧幕上的李鸿章的形象似乎“伟大”了一些，包括慈禧、袁世凯等都与教科书上的不同了。于是，有的历史学者就坐不住了，起而攻之，声称这些历史人物均是“已有定论”的人物，编剧们的历史知识太缺乏了。） 当我们说李鸿章是卖国贼的时候，有没有考察当时的时代呢？在清朝政府的外交政策已定的情况下，他不签，会有另外一个人来签，能让李鸿章为之负责任吗？反对者认为这是替李鸿章辩护，但这与历史事实相符合。我们认为，李鸿章不该签，是想像中的，没有回到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没有历史主义的观点，既然政府已经同意别国的要求，那么由谁来签字就已经不重要了，不签字会有更大的问题出现。所以，有人说：“没有李鸿章，清朝会遭遇到更大的失败。”这并不是妄下断语。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讲，更多的应该是考虑为什么会签，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纠缠谁签就是卖国贼的怪论！真想认清一个历史人物，其实不能这么简单判断。我们今天流行的看法和教科书上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漂了白的官方意见，是当不得真的。
由于受定论思想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一般总要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而且人们一般认为一切过错都应是反面人物造成的，并天真地以为，只要没有反面人物，任何事情都会顺利地进行，按照人们预想中的道路向前发展。这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而只要一个人被定为反面人物，就永远不能翻身，就像“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反革命”一样，纵使你有再多的好处，也还是反面人物，是个坏人。我们强调历史地看问题，可是我们的很多评价并没有体现这一点，而只是按照我们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去评价人，给人贴标签！
第二，史家要以发展的眼光，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的研究成果。
历史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对历史客体全过程的认识，只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从局部和现象开始，逐步地接近与认识它，使历史认识呈现出由局部到整体，由表层到深层，由现象到本质的发展路径。这其中每个局部、每个具体的历史认识，只要是真实地反映特定历史内容的，都具有真理性，都是历史认识的相对真理。另外，也必然有一部分历史现象暂时不被认识或暂时不可能被认识，而要到人们历史认识的条件发生改变的时候才能得到修正、补充和发展、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历史认识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永恒的。
同时，史家应该充分认识到任何认识都有主体意识的渗透，任何结论中都包含了大量的主体因素，不能认为自己的结论就是真正的历史真理。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说过：“人希望认识一切，也希望认识他自己……没有关于他自己的某种知识，他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就是不完备的；因为要认识某种事物而并不认识自己在认识，就仅仅是半认识，而要认识自己在认识也就是要认识自己。自我认识对于人类是可愿望的而又是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且是作为一种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没有其他的知识能批判地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且牢固地被建立起来。”[15](p233) 认真分析我们自己的主体意识条件及其在研究过程中的渗透，史家才能够清醒地估计自己的研究成果，从而正确地估价别人的研究成果，而不是排斥或者轻易地否定别人的成果！
第三，史家要坚持“直笔”原则，培育自己的独立人格。
中国传统史学信奉的是“直笔”原则，也就是要求史家不受外界和权威的干扰，独立地思考和判断，忠实地记录历史。
但研究历史不同于记录历史。记录历史，记录者直接面对的是进行着现实的历史活动的人们，特别是在这种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当权的政治人物，因此必须强调排除权势人物的干扰而“秉笔直书”。研究历史，研究者首先直接面对的是历史记录者遗留下来的历史记录，其次才是这些历史记录所反映出来的在一定的时间中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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