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问题 |
 |
时间：2009-7-24 13:47:30 来源：不详
|
|
|
第一，“盖棺定论”是一种带霸道作风的研究恶习，不利于人物研究深化、发展。
既然认为自己的看法是至上的，是定论，就必然不允许发展，不允许别人提出新的看法。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问题的认识肯定会有所改变，而主张“定论”者是否定这一点的，或者是不否定，但也不愿意与传统的思想观念发生冲突。中国人特别重视教科书，我们可以称之为“教科书情结”，我们对于许多人物感觉其已经是“固定”的形象，就是由于教科书的影响。多少年以来，历史教科书被视为最权威的“历史”，可是几十年以来的历史“统编教材”，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不也是在不断的修改吗？事情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而影响历史评价的因素也会无穷无尽。所以，历史永远是不会有定论的。所谓“盖棺定论”，应该理解为，一个人死了，可以对他的一生进行总体评价了。如果有人当真一“盖棺”就要下“定论”，那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中国有句古话：“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武则天死后留下一块“无字碑”，就是这个意思，她的做法明智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的确，任何人的功和过，都不认“金口玉言”，都要接受后人的评头论足。而后人复后人，无穷尽也。任何一代后人如果下了“定论”，就等于剥夺了更多后人评说的权利。实际上这也是做不到的。哪怕是刻在了碑上，后人也有“颠覆”它的可能。（注：参考蒋正之：《历史永远不会有“定论”》，网上资源。）
持“定论”者则否认这一点，使很多本来很容易评价的历史人物反而变得模糊起来。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时间，我们对陈独秀的评价就是如此。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贡献是很大的。后来，他犯了严重错误，受到了党纪处分。以前评价陈独秀，只能讲后期的错误，抹杀或回避前期的功劳，结果连当时的史实也讲不清楚，政治文件上对他如何讲，史学家们也怎么讲，以政治决议代替史学研究，极大地损害了史学的声誉！
第二，“盖棺定论”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没有看到变化和发展。
一旦“盖棺定论”成为人们的共同思想意识之后，容易使人们的思维弱化，不愿意去思考，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我们的研究者总是认为自己能得出定论，以自己的思考代替读者的思考，让读者相信他的思考是惟一的思考，使读者形成一种惰性的思维习惯，慢慢失去自己的个性和判断力。因为只有一种答案，就不需要判断，只需把书本上的结论记下来就可以了。
如果有那么一天，一个人的思维穷尽了一切，其他人不必动脑筋，只要吃喝就行，自然省了很多事情。可至今没有这样的人出现，历史上有人想做这样的人，但是却使自己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声称自己的结论是“至上真理”的人，往往很快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而恰恰是认为自己的成果应该不断发展的研究者们的成果，反而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显示其生命力。
史学界在人物评价问题上，提出过阶段论、方面论、综合论等分析方法。[4](p351～352) 这些方法应该说都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这些分析方法最后要达到分出某一个历史人物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还是受“定论”思维的影响，并不科学。固定的思维模式，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没有任何的帮助。
四、人物评价中应避免“盖棺定论”
既然历史人物评价中“盖棺定论”是不可能的，一旦强制“定论”之后又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我们就需要避免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倾向。
第一，史家要有宽容精神，学会理解古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我们，在评价历史事物时，要把它们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理解。具体到人物评价，那就是不能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和标准去要求古人，而要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也一直强调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去理解，可实际的评价却让我们看不出来，诸如“某某人虽然做了一些好事，但只是为了维护当时的统治”之类的评价比比皆是。这些评论难道符合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吗？生活在封建社会，不让他们维护当时的统治，他们会干什么呢？我们现在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已经灭亡了，我们当然可以站在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去看问题，可怎么要求当时的人都能看出来呢？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这种要求简直是可笑之极！
历史人物评价，在今天的中国，应该纯粹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不应该也不需要像曾几何时所经历的那样，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中窥测风向，制造舆论。对那些已逝去的古人的同情的理解，在今天应该成为化育我们新的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当然应该努力去理解历史人物在一定历史环境和生活环境中的内心感受和作为，这是我们理解人性与历史的关系的基础。也许，同情的理解，对于我们长眠于地下的古人已经不重要了，但它却是一个民族认识自己的最可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