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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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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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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主体的创造精神、整个人类认识水平的发展。正是这些因素，要求人们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去审视过去，并由此推动历史认识的深化和发展。[4](p211～227) 认识主体在认识事物时，要受到哲学观点、政治立场、知识基础、生活经验、情感、性格气质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而任何认识都带有认识者个人的印记，[5] 并由此决定了每个历史学家对于问题的认识是不同的。这在认识上也是常态，因而不能说有什么定论。
第一，一个时代的人在评价人物时，往往受到这个时代的特定的思维水平和思维方式以及社会、政治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一个时代的思维水平和思维方式都是一定的，要受到特定时代条件的限制，评价历史人物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特征。恩格斯认为：“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个唯心主义者。”[3](p363) 培根说：“各门科学在发展中依然受到认识主体的意志和情绪的侵扰，大凡人对于他所愿为其真的东西，就比较容易去相信它。因此，他排拒困难的事物，由于不耐心去研究，他排拒清明的事物，因为它们对希望有所局限；他排拒自然的事物，由于迷信；他排拒经验的光亮，由于自大和骄傲。惟恐自己的心灵看来似为琐屑无常的事物所占据，他排拒似非而是的事物，由于要顺从流俗的意见。总之，情绪是有着无数的而且有时觉察不到的途径来沾染理解力的。”[6](p25～26) 恩格斯则指出：“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东西多得多”；“在这里，我们又遇到在上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3](p427) 生活在特定时代的人是不可能逃脱各种限制的，由此不可能对历史人物做出一成不变的评价。
从一般原则上来讲，人类的思维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因为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对人的大脑产生更多的刺激，引起他们去思考前人没有思考的问题，去思考比前人多得多和复杂得多的问题，这时候对于同一人物的评价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以前人们公认的“定论”就会改变。
在影响评价主体的因素当中，政治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往往也是史学家们不能超越的。刘泽华先生认为，不能以政治决议代替史学研究，史学家应该具有独立的人格。官方意见，政治决议不能代替史学研究，应把政治决议和史学研究区分开来。这是因为，政治决议是适应一时的社会需要而做出的，同时也就有了其局限性；而史学研究是要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的，是对真理的追求，因此是永无止境的。假如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知道这是历史的常态，则许多对抗和矛盾就可以变成宽容和谅解，从而使合拍多一些，冲突少一些。[7] 但是，实际中的情形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浪漫，许多本来很容易的事情，由于政治的原因而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使人们在很长时间看不到历史的真相。
第二，不同时代的人会站在不同的角度，根据时代和社会实践的需要，对人物活动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价。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认为每一代人都在重新解释历史，“解释是历史（学）的生命必须的血液”[8](p26)。自从有历史学以后，对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实践能够充分阐释这句话。德国学者卡西尔在《人论》中对人们研究苏格拉底的结论有个总结：“我们有色诺芬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有斯多葛派的，怀疑论派的，神秘主义派的，唯理论派和浪漫派的苏格拉底。它们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然而它们都并非不真实；它们每一个都使我们看见了一个新的方面，看到了历史上苏格拉底理智及道德面貌的独特方面。柏拉图看到了伟大的辩论家和伟大的伦理导师；蒙台涅看见了承认自己无知的反独断论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与浪漫派思想家则强调苏格拉底的反讽。不同人眼里有不同的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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