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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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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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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底，他们注意的侧面不同，当然结果不一样，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看法，也不能说它们都是绝对真实的。”[9](p227～228) 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历史人物，就能看到其活动价值的不同方面，理所当然地会有不同的结论出现，不应该有定论。
第三，在评价人物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标准，在不同的标准的引导之下，得出的结论肯定不一样，无法对人物做出“定论”。
从史学发展史上看，评价的标准从来没有统一过，古人的标准，今人的标准，中国人的标准，外国人的标准，是不可能统一的。即使在同一个时代，标准也不可能是统一的。胡戟在《论历史评价的环境标准》一文中，对以前史学界使用过的标准有过总结和分析，有十几种之多：人民利益论、历史进步论、现代标准论、正统论、忠奸论、统分论、成王败寇论、道德论和气节论、阶级论、生产力论、规律论、动机效果论、正义非正义论、当时当地大多数意志论等等，他自己提出了环境标准论。[10] 这里不去分析各种标准的优劣，只是从中体会出人们在评价人物时，是不可能使用同一个标准的。标准不同，认识不可能相同；即使是同一个标准，也会得出不同的认识。从认识规律上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认识的常态；反之，舆论一律，认识一致，则是变态。前者是认识的自然表现，后者则是权利支配与强制的结果。众说纷纭才能把认识推向深入，它的总和更接近真理，“求一”的思想和心态，说明自己不是认识的主体或主体意识还很淡薄，是不可能认识到历史的真实形态的。
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用我们现在的标准，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标准。从百年来对李鸿章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不同时代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使用了不同的标准，才使我们看到了李鸿章一生活动的各个方面，假如像过去那样，仅仅把他定论为“卖国贼”，离历史的真实只能是越来越远。[11]
第四，新材料的发现和解密，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人物提供了史实基础。
新材料的发现，对于人们重新认识历史人物活动的价值是至关重要的，历史研究中往往因为一条新材料的发现而使以前的所有结论改变，所谓的“定论”也就化为乌有。例如，“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死的张志新，被追认为“烈士”的时候，说她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而死，但是新材料公布之后，人们对于这个结论就产生了怀疑。1979年春，张志新案被平反，但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条件的关系，张志新冤案的真相，并没有全部公开。当年采写报道张志新案件的陈禹山最近又一次披露其案情，揭示其中新的秘密。陈禹山说，当年的报刊报道：张志新是由于在“文革”中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杀害。这并非事实真相的全部。其主要原因，陈禹山在他发表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中提到：“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张志新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12] 有了这些材料，我们对张志新的评价，就会有新的结论。 三、“盖棺定论”与史家主体意识
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思想，使部分史学家形成思维定势，把某一评价凝固化，导致了人物评价中因人废言或因言因事废人的情况出现，或者相反，因人立言立事或因言因事立人。不允许发展，不允许别人思考，以权威、官方评价而“一锤定音”，表面上看是统一了思想和意见，可是从认识的发展规律上讲，这是最可怕的做法。在这些结论或定论面前，史学工作者不仅失去了主体意识，一切要以此为准，而且还要顺着这个方向广搜材料为这些结论与定论作证，甚至有意无意地阉割、歪曲历史事实以顺从或迎合这些结论或定论，其结果是导致历史失真，并由此带来一系列荒谬。当前史学界虽然冲破了许多禁区，过去不能摸、不能碰的问题，现在可以摸、可以碰了；过去不能进行异向思考的问题，现在可以进行异向思考了。这是很大的进步。然而，时至今日，历史的大门并没有彻底敞开，许多领域仍被封闭，一些史学工作者仍认为某些结论、定论是不可更改的，只能进行顺向注释、解说和论证，把某些结论视为前提、出发点和必须遵循的原则，[13] 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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