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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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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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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后，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掩护共产党人。1929年秋，杨度正式申请入党，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成为中共秘密党员。杨度入党之时，已经做好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准备，将母亲送回长沙，将妻子遣居苏州，自己单身居上海，利用他特有的广泛社会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做了不少别人难以替代的工作。对于像杨度这样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用某一种定论恐怕是无法总括其一生的，简单化的做法只能使我们的认识离历史真实越来越远。
充分认识客体的多面性或复杂性，对于史学家是非常重要的，会有助于史学家们提出新的问题，促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客体，并促使历史学家们的头脑也复杂起来，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多彩，笔下的人物也会鲜活一些，而不再是像贴上标签的动物标本一样死气沉沉！
历史人物在特定时代的所作所为，其价值并不是在当时就能全部显示出来的，较为重要的事件和人物活动的作用和意义，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充分完整地表现出来，是一个逐渐展现的过程。尤其是那些处于“时代主题”之外的人们的成就，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即到了另一个时代，相关的问题显示出其重要性之后，人们才会认识到其价值。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史学界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将人物活动的价值分为原生价值形态、延伸价值形态和抽象价值形态。[1] 认为这几种价值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极不相称的特点，很多情况下原生价值与延伸价值处于对立的状态，不同的时代对同一人物的所作所为进行评价时看到的是不同的价值层面，不可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因此，我们不能说某一个时代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定论”，否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发现了一切，认识不需要再发展了，——而这显然是违背辩证法的。
从客体的角度讲，不能下定论的又一原因就是我们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依据的是史料这个中介。虽然中国史书号称“汗牛充栋”，但是相对于丰富多彩的客观历史存在本身来讲，只能用“凤毛麟角”来形容。很多历史人物一生的活动就只留下来几百字甚至几十个字的材料，凭着简单的史料是无法给一个复杂多变的人生下“定论”的。即使是这么简约的材料，还渗透了历史记录者的主观意识。我们说中国史家有着“直书”的优良传统，但绝不能说他们的记录就是历史的原貌。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史料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也有完全相反的情况。这些都限制了我们对历史人物所做出的结论的可靠性。梁启超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做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2](p110) 梁启超这里说的是感情因素对于历史记录者的制约。除了感情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种种因素制约着历史记录者的思想，使他们不可能任何时候都能真实记录历史的真实过程。恩格斯说：“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3](p43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轻言自己的研究结论是无法超越的、万世不易的定论。
即使是历史人物自己留下来的东西，也不一定能反映他的真实思想。例如，历史人物的日记。日记有给自己看的，有给别人看的。给别人看的，能否真实反映本人的心路历程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是写给自己看的，也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作者的思想观念。有人笑称：“除了天气之外，日记中可信的东西不多。”话虽过头，但能提醒我们在根据历史人物的日记做出某些结论的时候，应该考虑其相对的真实性。
二、历史人物评价中的主体与“盖棺定论”
历史人物评价中的主体也是“人”，是现实中的人。在他们评价历史人物时，不可避免要受主观情绪和个人好恶的影响。而从认识的规律方面看，历史认识是需要不断发展的，经过多次的再认识，才能达到比较客观的认识。由于历史认识是认识主体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通过当时认定是根据“真实可靠”（相对真实可靠）的史料而做出的对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的重构与解释，那么，这种历史重构与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怎样的深度和广度上反映历史客体、历史真实，就必然受这个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社会整体认识水平以及社会认识工具、认识手段的影响与限制。
历史的划时代的变革、历史进程中重大事件内涵的逐渐暴露、社会向高级阶段的发展、当代社会开始自我批判从而促进对过去的反省、新材料的发现等等因素，决定了人们对历史进行再认识。推动历史再认识的因素，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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