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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史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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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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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作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前期，是当代中国史学建设取得较多实质性进展的时期。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全国众多史学工作者的参与下，努力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果的历史理论大讨论，如中国古史分期、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以上五项通常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不少虽在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已有涉及，但这一时期的讨论，无论在规模还是触及问题的深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也对全国史学工作者学习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具体历史问题作出了示范作用。二是不少规模较大的基础性项目在这一阶段启动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如1950年起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后改称中国史学会）组织力量编辑的大型史料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至1961年已出版《义和团》、《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戊戌变法》、《捻军》、《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洋务运动》等十种，加上“文革”后完成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洋军阀》，共计2500万字以上。1953年以后，又先后组织有关专家整理标点传统史籍《资治通鉴》（1956年完成出版）和“二十四史”（“文革”前已完成十部，至1978年全部完成出版）。并于1955年启动改绘清末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工作（后改为重新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至1970年代以“内部本”方式陆续印行。“文革”后经修订，于1988年正式出版，凡八册）。此外，还分工系统搜集了中国近代经济史、工业史、农业史、手工业史、铁路史、外贸史，以及中国历代地震史等方面的资料，加以整理汇编出版。这些扎实有序的基础建设工作，为此后进一步开展各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三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编著出一批富有创见和社会影响力的史学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1953—1965）和《中国近代史》（上册，1953）修订本、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1963—1965）、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1957—1960）、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1962）、周一良和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1962），以及各类断代史和专史研究方面的力作。
但与此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不足，加之人们对唯物史观认识上尚存在某些片面性，其史学建设也反映出一些自身的弱点。比较明显的是，这一时期开展的种种思想教育运动，对于促进知识界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固然有益，但因其过程多与政治思想领域的一连串批判斗争相关联，如1951年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之批判、1954年以后对“新红学”研究观点以及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等。当这些批判运动进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常常形成一种不分层次和性质地把同非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的各种争论绝对化、政治化和阶级斗争化的惯性，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学术思想交锋的正常开展。不仅如此，在提倡运用唯物史观研治历史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教条化和公式化的倾向，如把“五种社会形态”视为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普遍定律，在解释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时无限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等，且当时还不容稍有异议。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后，随着社会主义时期“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这根弦越拉越紧，上述“左”的偏向，在史学界渐成愈演愈烈之势。这种情形，不独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双百方针”的正确执行，也给史学建设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文革”中，因受极“左”思潮的干扰，我国的史学建设更遭到了极大破坏，各类正常的历史研究和教学活动完全停顿，历史学一度成了那些阴谋家、野心家胡乱影射比附，借以打击迫害老干部、老专家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庸俗政治工具，而且这一切还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公然施行的。此种现象的出现，自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
因此，“文革”一结束，人们痛定思痛，首先就对十年动乱中历史学遭遇的经历展开了反思，由此揭开了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序幕。
这种反思，就其理论层面而言，开始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原理。围绕着这一问题，史学理论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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