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想与现实：当代史学理论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之指导历史学，首先是一种理论上的革命，这一点，决定了在整个中国当代史学的建设过程中，理论建设始终占据着十分显要的地位，因而很值得我们作一番专门的考察。
历史学的理论，具体来说包含着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两个层面，其成果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观”与“史学观”。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正是从这两方面展开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总的看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似较侧重“历史观”的研究，此后则重点转向“史学观”方面。
1949年《学习》创刊号发表的艾思奇《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一文，可以视为重建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开端。理论建设的基本理念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就可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而也实现了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3] 唯物主义既是历史观又是方法论、史学观。所以，五十年代的理论建设，历史观与史学观是合二为一，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如何尽快地学好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用它来说明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
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重建历史学的理论，是要依据最普遍意义的社会一哲学理论来构建历史学的理论命题和理论结构，首要解决的是用社会形态理论来建构史学研究的基本单元（如同文化形态史观以文化为演进单元一样），并为历史分期及演进模式提供基本的理论框架。这就是五十年代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五种社会形态及其演进的理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理论学习（建设）与古史研讨是同步进行，大部分的问题不是来自对理论本身的反思，而是运用来解释具体史实时所遇到的“困惑”：一方面，马恩的学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无法确定何者是马恩理论的“写定稿”，何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理论与史实、尤其是与中国历史的不相吻合，无法确定是理论需要修改，还是我们对史实的理解有误。虽然大部分的研究，都是用史实来迁就理论、论证理论，但问题还是引发了争论，其焦点集中在五大问题上：其一，如何安置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形态演进中的位置，它究竟属于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抑或它只是马克思一度使用过的概念，不属于成熟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必要内容。其二，奴隶社会是否历史演进中必经的阶段，有没有普遍性。其三，中国封建社会有没有长期延续，甚至停滞。其四，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于何时，何以不能发展壮大。其五，历史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唯物史观是如何阐述历史发展动力理论的。这一系列的讨论，后因“反右”、“文革”等运动的干扰而中断，直到“三中全会”后又“旧话重提”。
重提旧话并不再是重复旧问题、旧思路。新一轮的讨论在两个方向展开：其一，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因与历史实际抵牾太多，解决的方式是提升理论的抽象度以扩大其涵盖面和解释力度。于是，便提出了四种形态说和三大阶段说。四种形态说以吴大琨等学者为代表，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均为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类型。三大阶段说以庞卓恒、启良等学者的论述最为完整，他们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1857—1858年草稿）》里一段经典论述，从物的生产方式与人的依赖关系的互动演进，划分出社会形态的三个阶段。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先后提出了阶级斗争说、生产力说、生产力内部矛盾说、生产方式说、社会合力说、物质利益说、人的欲望说等十多种观点，其基本思路是想寻找一种更为本源、也更具解释力和涵盖面的动力理论。其二，理论研究本身出现了新思路、新取向。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问题，由原先纠缠于“长期停滞”还是“发展迟缓”的讨论，转向其深层原因的分析，提出了地理环境说、超经济剥削说、专制主义说、超稳定结构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本身提出了质疑。周谷城认为，长期延续与封建社会的上限划定有关，如以东汉为上限则“似乎并不长”。田昌五认为长期延续实在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产物，如果不采用这个理论，何来长期延续。何兆武则认为长期延续是历史研究中的假问题，因为说中国封建社会比世界其他国家的封建社会都要长则是“于史无证”。同样，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也开始突破旧调，另辟蹊径。李伯重认为，此问题是受历史发展单线说的影响而变为一种无意识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他引入“早期工业化”的理论，以摆脱这一“情结”的纠缠及其困境。黄宗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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