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当代中国史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时间：2009-7-24 13:47:30 来源：不详
|
|
|
通过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学说的学习探讨，就历史发展的动力、谁是历史的创造者、五种社会形态是否普遍规律，以及如何评估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重新检视以往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理解。二是如何看待西方现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流派及其理论与方法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现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术一直遭到国内的严厉排拒，自然也谈不上批判地吸收。八十年代起，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这种观念渐被打破。于是，从法国的年鉴学派到后现代主义史学、新社会史研究，以及心理历史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历史学、结构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等各种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被纷纷引介到国内，有的还被尝试运用到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有关计量史学、社会历史学、口述史学，以及采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解释历史现象的论著陆续出现。这些，都大大开阔了人们的学术眼界，为中国史学重新走出封闭的国界，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开展国际间的正常学术对话作了铺垫。当然，也须指出，出于对“四人帮”一伙“文革”中大搞假马克思主义、肆意蹂躏学术的极度痛恨，这一时期的反思也夹杂着部分偏激的情绪，出现过诸如全盘否定传统、生搬硬套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甚至怀疑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声音。但应当看到，这毕竟是支流，作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是朝着越来越理性的方向迈进的。这一点，在此后的史学建设中，有着更为清晰的反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史学界在经历了八十年代充满激情的理论反思和各项学术制度的重建后，学风日趋沉稳，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势头。
首先，学术史、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回顾和研究，逐渐成为该时期史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期间，各种有关现代学者的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研究论著大量出版，《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还分别组织撰写了“二十世纪史学回顾”的系列文章和《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进入新世纪以后，一些较有规模的多卷本学术史也陆续问世，如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11卷，2001年起陆续出版）、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6卷，2005），以及上海市社联组织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13卷，2005）等。应当指出，二十世纪学术史研究的趋热，其基本动力，不仅来自人们对现实的关怀，希望从中汲取经验以推进当下的史学建设，还在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领域的研究因受到现代政治格局和意识形态的种种牵制，一直显得步履滞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界思想日趋解放和一些原先的学术禁区被冲破，亟需对一批长期遭到误解或全盘否定的史家、史著或史学流派重新作出理性的评价。因而，它实际上又是八十年代反思的一种深化和呼应。
其次，史学理论与方法热更多地从务虚层面转向实践层面，促使史学研究范式由过去的比较单一转向多样化。如世界史研究，经吴于廑提出从整体化角度考察的主张，纠正了过去那种以国别史汇编混同于“世界史”的观念，并通过李植枏等主编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现、当代部分）和《20世纪世界史》，在实践中形成了新的研究模式；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则出现了由原先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或革命化的范式向现代化范式转变的趋势；在区域史研究领域，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的一批学者与英美学者合作，在华南社会史的研究中，建立了以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文献搜集分析与田野考察调查互补互证的研究模式。与此同时，一些新的视角和领域，如城市史、家庭史、妇女史、企业史、社团史等方面的研究也正在逐步形成气候。
第三，在系统清理前人学术积累的基础上，致力打造各学科的标志性成果。在这方面，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1989—1999）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断代史系列”（共13卷16册）、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8卷，1996）、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10卷，1996）、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6卷，1997）和《中国人口史》（6卷，）、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以及《中华文化通志》（101卷，1999）等，都具相当的代表性。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日益成为社会上下的共识，我国的历史学正面临着又一次重大发展机遇。面对时代的呼唤，史学建设将如何跃上新的台阶，这是当前许多史学工作者正在思索的问题。应当看到，五十多年来，我国的史学建设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就其现状而言，仍存在着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除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理论和方法外，在学风建设、制度建设和运作模式等方面，尤须作出切实的改进。只有这样，才能为当代中国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