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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史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时间:2009-7-24 13:47:30  来源:不详
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10] 在他们看来,只有研究农民战争史,才算得上是用无产阶级观点研究历史。他们强调历史研究要“为革命”、“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实际上是要根据某种政治需要,来改铸已往的历史,把历史学直接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1965年11月,姚文元秉承江青的旨意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更以极“左”的面目,危言耸听地将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称《海瑞罢官》是利用历史,为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彭德怀翻案,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上台执政,为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复辟开路”。[11] 此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全面升级,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当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社论,号召夺取资产阶级长期以来霸占的史学阵地,“重新改写全部历史”。[12]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正是从史学领域开始的。至于“文革”中玩弄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反科学的“影射史学”更是肆虐一时,学术遂成为政治的奴仆。其所带来的恶果,不仅严重损害了现实政治,而且极大地破坏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严肃性和其社会声誉。这种公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实用主义,虽说早已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破产,但其留下的教训则是极其惨痛的。
古往今来,不受政治干扰的学术研究也许是没有的。但学术研究毕竟是人类的一项理性活动,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不是现实主题的保守诠释,而是现实问题的前瞻质疑。学术研究对现实政治自然要有所斟酌,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史学不是政治的代言人,其研究只代表他自己;政治也不必为史学家的真话、假话、甚至错话“买单”负责。将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不仅损害了学术,最终也损害了政治。一旦历史学要揣摩现实主题来说话,难免不能讲真话,而政治家因得不到真实的资讯作参照,行动举措难免失当。换言之,历史学如果失去了科学性,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它的政治功能。
其次,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处理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关系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史学秉承革命年代的传统,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流派采取了坚决斗争乃至无情打击的方法,以显示自己的彻底革命性和战斗性。这种斗争,由于有政权力量作后盾,威力自然非比往常,以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很快就变得销声匿迹。但现在看来,这样的处理方法未免显得简单了些。一者,这些学派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除少数属敌我性质外,大部分实为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应当通过比较宽松的学术争鸣来解决。有些分歧,则应允许其长期存在。解决学术思想问题的路径原本比较复杂,强大的政治压力,可以迫使某些不同的思想观点一时“沉默”或“消解”,但如果不能从理论上使对方真正转变观点,一旦形势有变,必将前功尽弃。二者,从学术生态环境看,不同学术思想的共存和争鸣,乃是任何学术文化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以中国现当代影响最大的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两派关系而论,实证主义对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史料和史实考证等比较微观的技术层面,而马克思主义在引入历史学领域时,主要是作为一种宏观的历史解释系统,至于在处理史料等基础工作方面一般仍不得不采用实证史学的一些方法。显见,两者尽管差异明显,实际上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和共存互补的一面。试想,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鸣,只有一种或者几种大同小异的声音在学术界回荡,这样的学术事业能健康发展吗?事实上,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学术,必然也是缺乏免疫力和经不起风浪的。因此,那种动不动就借助政治批判,把不同学术流派或观点打压下去的方式,决不是当代史学建设应取的态度。
第三,是如何对待学术争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观点问题。有争鸣必然有“是非”,问题是学术争鸣中的“是非”有时并不是短时期内所能正确断案的,历史上有不少问题,在争鸣中一度甚至长期被判为错误,但后来却证明它才是正确的。因此,在争鸣中激烈地指责某种观点为“错误”,虽然难以避免,但对“错误”观点的处理却须持慎之又慎的态度。然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争鸣中,由于人们急于对某些学术是非作出判断,急于铲除那些“错误的毒草”,曾经伤害了不少勇于在学术上表达自己真知灼见的学者,同时也使国家在某些方面付出了重大代价,马寅初及其人口理论遭到的不公打击便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学术争鸣中,更多一些宽容,或者竟可以说要有容许存在一些“错误言论”的雅量,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重演。
以上教训,都在提醒我们:当代史学的建设需要理性的精神,社会主义学术事业越是走向自信和成熟,就越应如此。

【参考文献】
[1]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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