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中国的史学建设需要理性

当代中国史学建设的历程，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种种成就，同时也有许多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
其中比较突出的，首先是如何看待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五四”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一直坚持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主张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从而在继承传统史学“经世”观的基础上，构筑起一种与其社会政治实践相辅而行的现代史学功用观。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这种观念既引导其史学发挥过积极的革命宣传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偏向。对此，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建国初期便作过反省。如范文澜即称自己编写的旧本《中国通史简编》“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认为“如果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这就不是‘一切以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的历史的观察社会现象的态度”。[4] 翦伯赞在1952年发表的《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也自我检讨说：“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并指出无论是把历史现代化使之符合于现实，还是把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5] 其时党中央机关刊物《学习》编辑部还发表文章批评“借古说今”的方法“是违反历史主义的”，指出历史研究固然“应该和当前的某种政治任务相配合，然而我们不应该用简单的历史类比来实现这种政治任务。”因为它“不能使人正确认识历史事件，而且会模糊群众对当前伟大的政治运动的认识。”[6] 这也许可以视为当时史学界的一种新认识。
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个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50年代后期相继提出的“厚今薄古”、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口号，使史学功能泛化和完全政治化的观念，一直处于不断的膨胀之中。1958年，陈伯达在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口号，此后在史学界和各高校历史系掀起了名为“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运动，要求一切历史科学，无论古今中外，都必须配合当前的阶级斗争，为现实政治服务。“历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口号遂被正式提出。在“左”的思潮的干扰下，阶级斗争观点被简单化，历史学开始滋长严重的实用主义倾向。为现实政治服务被认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任务和终极目的，而在实践中，更被狭隘地理解成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乃至为现实的政策作注释。这种倾向一度完全支配和规范着史学界的发展，使历史学渐至丧失了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性。
对于“史学革命”造成的极大混乱，当时就有一些史家提出了不同看法。饶有意味的是，提出者正是以前在这方面有过教训的史家。如翦伯赞指出：应严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他们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并强调说：“不要类比，历史的类比是很危险的。在不同的历史基础上，不可能出现性质相同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不要影射，以古射今或以今射古。”[7] 吴晗也指出，当时的“历史学界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认为“只从今天的某些政策、方针出发，强迫历史服从今天的实际，是非科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学风。”[8] 邓拓在论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时还提出：“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可以区别开来的。即使有些问题可能和某些政治观点相联系，也还是可以讨论的。”甚至提出“除了政治上的六条标准以外，要鉴别学术水平的高低，历史学界还可以有自己的标准。”[9] 这些呼吁，对抵制“左”的思潮和当时一味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虽然起了一定的纠偏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观点的盛行，很快便被淹没在一派“左”的声浪之中。
1965年，在康生的支持下，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极力鼓吹：“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其所谓“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说法，是以历史学必须为当前政治需要服务的更加穿凿和简单化的说法。文中还指责：“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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